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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现象的统计分析

王春胜


　　青少年犯罪是指法律根据一定的年龄而规定其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或者无行为能力的人。由于各国法律制度不同，对未成年人年龄的规定也不尽一致。根据我国法律规定，18周岁以下的公民是未成年人。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通常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未成年人犯罪被称世界“三大公害”之一，根据福建省人大常委的一份公报透露，2002年至2004年全福建省法院共判处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数达9585人，而全福建省公安机关抓获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犯罪人数的比例，2002年为12%、2003年为14.7%、2004年为17%；辽宁省法院2001年至2004年判处的未成年犯人别为1487人、1510人、1792人、1806人，由此可见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 “救救孩子”的呼声已喊了许多年，但未成年人犯罪却日益严重，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这已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都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社会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受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无论在犯罪类型还是在犯罪主体上,都具有与其他犯罪所不同的鲜明特点。具体表现在：
　　一、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且犯罪性质恶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20年前提前了2岁~ 3岁。14岁以下的少年违法犯罪增多。从1991年到1998年，在14岁~18岁未成年人犯罪率有所下降的同时，14岁以下少年违法犯罪率却增加了0.6%。据对上海青少年犯罪情况统计，14-16岁的少年犯已占未成年人犯罪的64.2%,尤其是刚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14岁孩子竟占了其中的15 .1%。如果算上违法情节轻微,或因年纪太小不以犯罪论处的,则犯罪的始发年龄更小，有的11岁、12岁就开始有劣迹，有的13岁、14岁就进行犯罪活动，甚至参与重特大犯罪活动。2004年江苏省未成年人犯中，16岁一下的少年犯犯抢劫竟占了14～16岁小少年犯的73.65%，2000年占52%,2001年56.85%,2002年68.13%,2003年占70.29%比例逐年上升，犯罪人数也逐年增多。(由2000年的117名上升到2004年的355名，上升203%)。另外，在校生犯罪有增多势头，有的学生逃学、辍学、离家出走,流浪到社会后以盗窃、抢劫为生。 近年来，犯罪的高发期年龄在18岁左右，其中以14-16岁少年犯罪更为突出，并呈现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据《法案纪实周刊》报道：深圳龙岗区坪地中学一名10多岁的初一学生小健放学后遭人绑架，嫌疑犯打电话让他父亲准备800万元赎人。警方设立的专案组已经将绑架他的犯罪嫌疑人抓获，警方证实四名犯罪嫌疑人均属未成年人，他们把小健骗上一辆五十铃货车后，对其实施绑架并勒索其家人。犯罪嫌疑人在等待收取赎金的过程中，早已把小健杀害并抛尸。
　　十几岁的未成年时期是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未成年人生理发育快，心理状态不够稳定，自我控制能力弱，容易冲动，见事起意，争强好胜，脑门一热就胡作非为，至一点小亏就寻机报复，为一点小事，甚至是对某人看不顺眼便寻衅滋事，大动干戈。另外，现在的未成年人多为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以自我为中心，从不考虑他人的感受。这种思想状况再加上对金钱和享乐的盲目崇拜，使他们在外界刺激的时候极易爆发不理智、甚至是犯罪行为。2007年3月11日晚11时，南宁市边阳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北际路某超市旁的一家桌球室里，一青年黄某被一伙小青年持刀追砍，黄某想跑回家但在其家门口因失血过多当场死亡。 3月12日下午，专案组得到可靠情报，发现嫌疑人吴某等人在南宁市中华电影院前出现。侦查员立即跟踪，在民生路与新民路交叉路口抓获5名嫌疑人。在讯问过程中，5人供认出指使他们去追砍黄某的是才15岁的王某。 据其交代，他小时候经常遭被害人黄某欺负，几年来一直怀恨在心，他是想报复才召集了吴某等人杀死黄某的。3月13日晚，南宁市永新公安分局依法将王某等10名涉案人员刑事拘留③。
　　二、犯罪类型多样化，抢劫、盗窃等侵财型犯罪十分突出
　　十几岁的未成年人已经具有了各种消费的欲望。对名牌服装的盲目追求和攀比、校外各种娱乐场所的诱惑让很多未成年人感到“手头有点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不惜铤而走险，肆无忌惮地从事抢劫和盗窃活动。据浙江省某管教所对未成年犯的统计，自2000年至2004年的未成年犯的犯罪类型构成我们可以看到违法犯罪类型未明显变化，仍以财产犯罪为主。
　　我国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类型原先主要表现为盗窃、抢劫、流氓、强奸、伤害、绑架等，而现在则向涉毒、涉枪、赌博、卖淫嫖娼、计算机犯罪等领域扩展。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仍以财产犯罪为主，这和一般未成年人没有固定的劳动收入、而又贪图生活享乐、任意挥霍有密切关系。多发的犯罪类型排列次序依次为抢劫、盗窃、强奸、伤害等，其中的抢劫、盗窃和抢夺等犯罪，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类型总数的80%左右。2007年3月13日15时10分许，辉南县样子哨镇偏远屯人和卜社农民唐庆有向镇公安分局报案称他的奶奶唐李氏头朝下死在自家水缸中。经走访，民警了解到大椅山镇初中二年级学生韩某与死者关系密切，曾在死者遇害前去过其住处。得知这一线索后，分局副局长张春宝和民警王新汉马上驱车赶到这所学校将韩某带回审，并在他身上发现752元现金。警方由此为突破口，终于让韩某交代了犯罪事实。据其交代，韩某从7岁开始和爷爷一起生活，今年88岁的邻居唐李氏看孩子可怜，经常给他买水果等好吃的，有时还给一些零花钱，关系非常好，如同祖孙一般，韩某便成了老人家里的常客。3月12日11时许，韩某来到老人家玩时，恰巧看到老人正数钱。韩某见钱立即产生杀机，趁老人不注意从枕头下找到一根塑料绳将老人勒昏，抢走现金1000余元。当他要离开时，发现老人嘴里还吐着泡沫哈气，便用绳子猛勒老人脖子直至老人死亡，然后将老人的尸体从东屋拖到西屋，头朝下扔入水缸中，并用棉被盖好逃走。韩某拿着1000多元钱打出租到县城朝阳镇买了两套衣服和一双鞋。当晚回家后安稳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若无其事地上学去了。据了解3月16日韩某已被刑事拘留。再如，无棣县16岁的李某、胡某二人在玩乐中预谋入室抢劫杀人后，携带弹簧刀窜到本县工商银行职工孟某宿舍（胡某的亲戚），见孟家只有孟某之子孟阳（10岁）一人在家，即将孟阳连捅60余刀，活活捅死，抢劫财物总价值3569元。有的犯有数罪，且在短时间内连续作案，十分疯狂，危害很大。在押未成年犯中占21.88%的犯有两种以上罪行，最多的犯有四种罪行。
　　三、团伙作案突出，并已经出现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未成年违法犯罪团伙是指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组织起来的犯罪团伙。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现状来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有两类：
　　一类是以未成年人为主并有少数超过18周岁成年人参加的违法犯罪团伙。实际上这些成年人是在未成年人时期就加入或组织了这类团伙。他们一般在未成年时期就曾有过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受过刑事处罚，其中有些人已有多次犯罪的记录。他们既可能是违法犯罪团伙的组织者，也可能是违法犯罪行为的教唆者，同时也是未成年人犯罪团伙中的骨干和核心力量。由于他们年龄比较大，有一定的犯罪经历和同刑事司法系统打交道的亲身经验，因此他们在参加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团伙，或组织这类团伙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参加则会促使这类团伙向更高一级发展。还有一类就是全部由未成年人组成的犯罪团伙。这类犯罪团伙绝大多数是组织松散的一般盗窃团或集盗窃、抢劫、伤害等犯罪于一身的混合型违法犯罪团伙。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除少数外，绝大多数都没有第一类犯罪团伙那样大的犯罪能量，成员不固定且成员人数少，一般只有3人～5人，多则十几人。这样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的成员有时不固定，时聚时散，有些未成年人违法者可能同时参与几个团伙的违法犯罪。团伙犯罪是青少年犯罪中最常见的频繁发生的犯罪方式。青少年犯罪案件中，70%左右由未成年人组成团伙作案，而且有向“专业化”、“集约化”方向发展的趋势。2002年至2003年，天津、上海、甘肃、青海、宁夏、江苏、海南等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70%以上属于团伙犯罪，河北、内蒙、四川、浙江、湖南也占40%左右。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已带有明显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人多势众，手段残忍，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大。
　　四、未成年罪犯普遍文化程度偏低
　　据统计，我国未成年罪犯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占绝大多数，约占90%左右。由于文化程度低，大多还没有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其认识能力、理解能力、辨别能力差，直接影响到其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同时，由于他们文化程度低，自身免疫力差，容易感染上社会上各种“病菌”，染上有一些陋习。为成年罪犯中由很多是“文盲”加法盲致使有的未成年人在斗殴中把人捅成重伤，认为让家中负担医药费就够了；有的事实抢劫被抓获归案，竟然认为只要把抢来的钱财还给被害人就没事了；有的曾经奸淫过幼女，只知道自己做了坏事，而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会被逮捕判刑。
　　五、犯罪手段日益成人化和智能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现在的未成年人的智力水平较从前有较大提高，再加上互联网、移动通讯等现代高科技环境的支持，当今未成年人犯罪手段日益成人化和智能化。近年来部分未成年人作案时手段隐蔽，有意破坏现场，具有明显的反侦察意识。未成年人犯罪方式由传统方式向现代化方式转变，利用互联网实施诈骗，利用计算机仿制信用卡实施盗窃，使用麻醉剂实施抢劫、强奸的情况多以发生。如合肥市侦破的一起长达三年的盗窃超市案，案犯大多只有十四、五岁，但是再作案过程中利用假身份证租赁交通工具、销赃等都表现出了相当的智能。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春胜

SARS疫情对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影响

厦门大学2001级在职法律硕士班18号　　林如碧

　　
前言
二00三年的上半年，人类处于一种少有的恐慌之中，一种未知的、具有极强传染性的SARS病毒席卷了世界上的多个国家，虽然它的发病区以亚洲国家及美洲的加拿大为主，但由于其传播渠道的特殊性，配合以现代社会的高融通、高流动性，致使各国均感受到了压力。面对人类共同的天敌，面对威胁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危险，人类再次展现了其做为地球主人的力量，再次史无前例地团结在一起，国与国、人与人的分界已模糊，各国人民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以最快的速度发现病原体，以高度团队的精神去发现相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如今，严重的疫情已经暂时过去，但疫情的发生原因尚未明确，SARS病毒的防治的方法在研究之中，它仍将是一个潜伏的、危险性极强的人类杀手；同时，人类也认识到，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做为人类天敌的病毒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异，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是有序和可持续的，否则，人类文明的发展也许同时也在为人类共同敌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另外，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在各国发展尤其是地球资源的利用管理上，全球全作的原则越来越突出，地球及人类做为一个整体来保护、利用越来越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而这些要求涉及到共享共管国际资源、全球环境合作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则恰恰是国际环境所要体现的，因此可以说，SARS疫情过后的人类发展理念，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一、“软法”??当今国际环境法重要表现形式和特点
环境问题是当今全球的热点之一，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及其保护的国际性，已被世界各国所公认，首先，地球是一个总的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是不可能分国界的，“地球村”的概念已经形成，环境治理已不可能完全依靠一国的力量来进行，因为一个国家不仅具有思想上利已的局限性，而且从技术操作上，环境问题大多是超国界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无法自行解决的，比如越境污染等问题；其次，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彼此制约已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环境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不仅与国际经济、贸易、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而且还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全和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更加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国际环境合作自然成为热点问题，而与之相适应，国际环境法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正是其发展的原因决定了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必然具有全球性以及生态性，就是国际环境法在价值理念方面突出以生态利益为中心，强调保护整个地球的生物圈和世代人类的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国际合作，目的在于谋求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际环境法与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传统法律理念是有所区别的，而其法律价值理念的特殊性以及其与生俱来的全球性特征，使得其法律表现形式上有其重要的特征，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国际环境法立法的这一趋势，那就是，国际环境法的法律渊源呈现出“软法”特征。
我们知道，所谓“软法”，是相对于“硬法”而言的，其之所谓“软”，主要体现在立法效力、司法效力以及稳定性等几个方面；立法上，软法的制订者不是各有关国家的立法机关，而是由国际组织或者民间组织制订的；法律执行度上，软法本身不是法，它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有在被有关国家或其立法机关接受作为法律，才具有约束力；在稳定性上，软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它虽然是软法，但也是在各主权国家同意或认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也可能随时通过这些国家被赋予法律约束力，从而一跃成为硬法。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之初，就体现了环境保护国际化和全球化，它的共享共管全球共同资源原则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原则客观上环境保护国际法，要求有完善的、具有高度执行力的国际环境法，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国家环境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它表现为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拥有主权，表现一国在不损害他国和公有地区环境的前提下，依自己的政策开发环境资源。因此，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与国家环境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存有冲突和矛盾。而且环境资源属于自然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主权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环境资源的利用，直接影响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因此，国际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与国家环境主权的协调致使国际环境法呈现出软法趋势。
首先，国际条约朝着“框架公约”的方向发展，国际公约是各国能过对自身权利的让渡，形成国际社会各方均能接受的国际法，从而使各国承担国际义务的形式，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环境政策会直接影响到一国的经济政策，会影响到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既得利益，因此，各国自身的局限性，很难让它真正意识到小我与国际社会、全人类这个大我之间的关系，因此，国际环境条约在制定的过程中，基本上采取了“框架公约＋议定书＋附件”的模式，例如，在国际合作臭氧层方面，1985年制定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之后在1987年又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附件等。
其次，一些国际组织制定的有关国际环境保护的建议、决议、行动计划等，更加体现了国际环境法当前表现形式的软法特征。
国际环境法发展保护的国际化要求与各国环境主权之间本身的冲突，以及各国对自身既得利益的守护，致使国际环境法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软法趋势，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环境法所保护全人类利益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在软法的形成组织及形成过程中，虽然往往体现为框架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建议、决议和行动计划，但国际组织各成员的相互制约、一国的不信守可能招致的后果也使得各国在制定环境政策和国内环境法律时，充分考虑国际环境软法所体现的精神、原则，以使国内法律逐步向国际环境法的要求靠拢，最终走向趋同。

二、由“软法”走向“硬法”??SARS疫情为国际环境法提供的发展契机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来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社会的交流增多，国际合作范围从贸易到投资领域日益广泛，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许多生态问题超出国界成为全球性问题，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就是生态的全球化，许多环境问题已超出国界成为全球性问题，但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各国对环境认识上的不一致，更为关键的是国际环境保护义务的承担可能给各国带来的利益上的暂时缺失，使得各国不愿将国际环境保护全部的国际化，更加上各国内部各地方的地方利益的驱使，使得国际环境保护处于一种不协调的状态，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全人类大我利益与各国各地区人民的小我利益存在冲突，以及滥用环境资源所获得的短期、可预见的效益使得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受到阻碍。国际环境法保护目标的全人类共同利益下出现了个体之间的矛盾。而本次SARS疫情则在一定程度上向地球人展现了不规范利用环境资源的后果，关注短期利益而可能带来的严重恶果，环境对人类的处罚并不是遥遥无期，停留于口头和字面的预测，而是近在眼前，而且来势凶狠。而面对人类共同敌人，国际社会的合作能力则向人们展现了人类合作、各国协作的力量。应该说，全球化的发展提出了环境保护国际化的要求，而此次的事件，则是人类与共同敌人的一次正面抗争，它使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果是不可估量的，也认识到国际合作的必要和强大，更使人们逐步思考和接受如何在保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加强国际的协作和交流，承担各自更承担的国际义务，国际环境由此获得良好的发展契机。各国及国际社会痛定思痛，在国际环境主权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冲突协调、各国环境立法的趋同化、发挥国际组织协调作用等方面应进行全方面的思考，从而使国际环境法具有可操作性、要执行性，以法律的手段来规范国际社会的资源利用。
第一、 国家环境主权的让渡及其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协调。
生态全球化的冲击，首先的表现就是对国际环境主权的削弱，环境资源已不能单
纯的理解为一个国家独有的资源，资源的可流动性及相互联系使它们更多地体现为人类共享共管的特性，而作为资源的直接拥有者，国家在行使主权时必须考虑到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协调，其国家环境主权必须进行让渡。首先，对内各国需缩小国家主权权限以尽生态环境国际义务，比如，各国需按不同要求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汽油用量等等。 这些本是一国内部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容，但在承担国际环境保护义务的前提下，显然这些公共管理权限需进行让渡；其次，各国应服从国际组织对全球公共资源的管理，比如，对于联合国有关对环境资源的认定和管理，各国应予以遵守（关于国际组织的作用，下文将详述）；另外，资源的共享共管不体现为各国间共享治理环境、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此点在此次SARS事件的处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并且开创了国际合作的先例，正是各国间不计利益，将自身研究的成果及时公告，共同享有，才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现了病原体，并且不计门户，多种方法并施，才较快地使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在共同应付此类事件上提供了成功的先例。最后，我们还应看到，国际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不仅要求各国对自身的环境主权予以部分的让渡，而且还可能会使主权的国家保护及其领土的安全提出挑战，比如，越境生态问题。因此，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下的国家主权的让渡是必须的，但在国际社会仍体现为各国家成员为主体的平权社会、主权仍然是国际社会各成员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下，如何把握主权让渡的度，如何协调主权行使与承担国际义务的关系，成为各国乃至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在此需求的引导下，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以法律来解决各国间以及各国与国际社会间的冲突成为必然的协调手段。
第二、 各国国内环境法在国际环境“软法”指导下的趋同化。
国际环境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各国自身利益的存在和不愿舍弃的思想，使得
国际环境法多表现为软法的形式，软法虽然没有协定、公约法的约束力，但它毕竟也是各国同意和认可的，会对各国国内的政策的立法产生影响，大量的建议、宣言、行动计划，具有重要的政治和道义上的意义，而这些文件的形成，体现了各国意志的协调，仅仅是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公约，但它们的形成和长期适用，使得其中的诸多原则成为国际环境法的原则，并为国际条约及国内法采用，有的则促进了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应该讲，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国际环境软法的形成，正是各国对国际环境保护认识上不断提升的体现，体现了各国对国际环境保护的要求，只是囿于国际造法的形式，国际义务与国家权利的协调等问题尚未形成国际法，但各国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所体现的环境法原则、理念体现在自己国内的立法当中，而做为地球村的一员，各国是不可能脱离国际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更何况环境本身所固的整体性。保护大我既是保护小我，没有了地球这个大我，各国的小我也即难以维系，而环境保护的国际法要求法律保护的统一性，因此，在尚难形成具有强制力的国际环境法体系的情况下，在国际环境软法指导下的各国环境立法的趋同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一个有效方法和前进的重要一步。随着各国国内环境立法的不断趋同，不仅在环境保护立法的原则上各国形成一致看法，而且对于环境保护的方式、方法、各国间的协调等方面逐步一致，则使得当前的国际环境软法逐步成为硬法。
第三、 国际组织和专门性国际环境组织的作用。
全球问题的解决，必须由全球各成员国共同协调，主权国家的存在使国际体系呈
割据状态，不利于环境问题解决，因此国际组织才成为各国间协调问题的最佳场所，同时，国际组织通过各国间权利让渡所获得的管理权则使得国际问题在国际层面解决更成为可能。此次SARS疫情中，世界卫生组织在资源组织、技术支持、各国关系协调上发挥了极大的功能，堪称国际组织处理国际公共事务的典范，得到了国际社会各成员国的充分肯定。对于国际环境的保护和立法，联合国更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所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21世纪议程》、《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环境法发展的原则奠定了国际环境法的基础。另外，一些其他的国际组织如世贸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通过其他国际合作领域对环境的要求，使得各国在获得公约利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承担了环境保护的义务，在与环境有关的其他领域方面形成了国际法，并使成员国承担国际环境保护义务。国际组织的稳定性以及各成员国对组织的认可，包括各组织日益完善的议事程序，均将有利于国际环境法的形成。

小结
　　如同哥伦比斯和沃尔夫在《权力与正义》一书讲的那样：“在这个工业产值被视为国家政治权力中一项重大要素的世界体系中，我们不应期望政府会自愿地限制本国的生产率、除非本国公民大规模中毒，或者本国领土资源等威胁迫在眉睫，如果说全球性问题确实能刺激建立全球制度的话，那么，这种趋势有可能向更多地导致国际（也可能是超国家的）调整方向发展。”此次SARS疫情，使得各国人民均认识到大规模生产对环境的损害，认识到环境保护已是迫在眉睫之事，国际环境法应该抓住这次疫情对全人类理念和各国政府管理理念的冲击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