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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原管理办法


（1991年5月17日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92年4月25日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8年7月24日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批准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原管理办法〉的决定》的决定修正 2002年3月26日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3年5月30日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草原的保护、建设和管理、利用，保障草原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甘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规定，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境内的天然草原、人工草地、退耕还草地以及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牧业用地。

第三条 自治州、县（市）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草原监督管理工作，牧区乡人民政府草原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本乡草原管理工作。

第二章 草原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四条 自治州境内的草原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

（一）全民所有的草原、集体所有的草原和集体长期固定使用的全民所有的草原，可以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从事畜牧业生产。

（二）国有牧场、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使用的草原，由自治州人民政府核发草原使用证，确认使用权；集体或个人承包使用的草原由县（市）人民政府核发草原使用证，确认使用权。

第五条 草原使用证由自治州人民政府统一监制，县级人民政府颁发。一个单位所使用的草原分属两县以上的，由所在县分别核发本县境内的草原使用证。

第六条 依法登记的草原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七条 自治州境内的草原，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纯牧区草原实行承包到户；半农半牧区草原，原则上应承包到户，确有困难的可以承包到联户或村民小组。谁使用、谁保护、谁建设、谁受益，五十年不变。草原承包经营户与乡人民政府签订承包合同。

承包草原时应适当留出机动草原，作为科学试验、公益事业及其他用地。

第三章 草原管理

第八条 没有开发利用的全民所有草原，由县（市）人民政府统一管理，可以依法拍卖使用权或个体承包经营。已列入国家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区的草原，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营管理。

第九条 使用草原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履行管理、保护、建设和利用草原的权利和义务。对于保护、管理不善造成草原退化和植被破坏，又不积极改良和恢复的，发包方可以终止其承包合同。

草原的承包经营权可依法有偿自愿合理流转，包括转让、转包、合作等。草场承包经营权流转须经所在村委会同意，乡人民政府批准，并向县草原监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流转双方必须签订合同。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使用的草原不得非法转让和随意改变用途。

第十条 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临时调剂使用草原时，应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由有关方面协商解决。

第十一条 自治州内县（市）与县、（市）之间草原使用权属发生争议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的规定，由自治州边界部门负责处理。县（市）内的草原权属争议，由县（市）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在草原纠纷未解决以前，争议双方必须撤出有争议的地区，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借口挑起事端，不得破坏草原及其设施，不得改变草原边界标记。

第十二条 国家、集体建设和农牧民划宅基地需征用、使用草原时，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土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一）征用、使用草原，须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草原管理部门协同土地管理部门核划草原面积，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二）征用、使用天然草原，必须由征用、使用单位支付草原补偿费和牧民安置补助费，征收标准按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征用、使用人工草场的，还须加收建设人工草场的全部费用。

（三）需临时占用草原，须经县级以上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期限不得超过二年。占用期间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占用期满，用地单位必须恢复草原植被并及时退还。占用者向草原承包者按正常年景草原年产值给予补偿。

第十三条 草原管理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实行草原登记。国有牧场、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集体和寺院使用的草原以及牧民承包经营的草原都要登记，填发草原登记卡片，建立草原档案。

（二）实行草畜平衡制度。县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草畜平衡管理工作，按照国务院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草原载畜量标准，对草原承包经营者或草原使用单位，每两年进行一次草畜平衡核定，并确定适宜载畜量，严禁超载过牧。

第四章 草原保护

第十四条 保护草原植被，禁止开垦和破坏草原。对坡度在25°以上、水土流失严重及需要改善生态环境的已垦草原，按国家有关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草，并依法履行土地用途变更手续，按照草原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管理。

在草原上种植饲草料时，必须符合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草原监理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防止草原沙化和水土流失。

第十五条 禁止在草原上砍灌木、铲草皮、采挖泥炭和其他植物。采挖药用植物，须征得草原使用者和乡人民政府同意，经草原监理部门核发采挖证件后，在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区域内，按要求采挖，并采取保护草原植被的措施。

禁止在草原上挖砂、采石、取土。确需采挖时，事先应征得草原使用者同意，经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在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区域内挖取，并依法缴纳草原补偿费。

地质普查、开采矿藏、修公路、修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等征用、使用草原，必须依法办理有关审批手续，方可作业。作业完毕，必须在草原监理部门的监督下，由征用、使用草原的单位回填表层土壤，恢复植被。

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应当符合有关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并事先征得县级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在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区域内开设，维护草原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不得破坏草原植被和造成环境污染。

禁止机动车辆离开道路在草原上行驶，破坏草原植被，用于抢险救灾、牧民搬迁或因自然灾害毁坏公路确需行驶的机动车辆除外。因科学研究、地质勘探等活动，确需离开道路在草原上行驶的，必须经县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指定区域和规定的路线行驶。

严禁在草原上放牧猪（包括蕨麻猪），防止破坏草原，将猪一律舍饲圈养。

第十六条 做好草原鼠虫病害的预测预报及防治工作。发生鼠虫病害时，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积极组织有关单位和个人，采取措施，积极防治。

第十七条 保护草原上鼠虫害天敌和珍贵野生动物，严禁乱猎滥捕。

第十八条 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在草原上排放未经净化处理和不达标的废水、废气、废渣及各种污染物。禁止在草原上使用剧毒、高残留以及可能导致二次中毒的农药，用于灭除草原鼠虫病害的药物，必须保证人畜安全。

第十九条 保护草原围栏、棚圈、水利工程、试验基地、药浴池、饮水点、道路、电力、通讯、桥梁等设施。如有毁坏或阻断的，应由毁坏单位或个人限期修复，新建相应的设施。

第二十条 加强草原防火，建立防火责任制，制定草原防火扑火预案。每年十月至第二年五月为草原防火期。建立与毗邻地区的联防制度，严格执行野外用火规定，不准随意放火烧荒。

发生火灾后，当地政府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迅速组织力量扑灭，并查明原因，报告上级主管部门。

第五章 草原建设和利用

第二十一条 实行划区轮牧制度，扩大冬春草场面积，充分利用高山边远草原，合理配置畜群，均衡利用草原。

草原使用者应当根据饲养牲畜的种类和数量种植和储备饲草饲料，增加饲草饲料供应量，调剂处理牲畜，优化畜群结构，提高出栏率等措施保持草畜平衡。

对退化、沙化、水土流失等生态脆弱的草原，实行禁牧、休牧制度。对草原实施退牧还草、牲畜实行舍饲圈养的，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粮食和现金补助。

第二十二条 草甸草原利用率应控制在年产草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下，坡度超过30°的山地草原，发生水土流失的草原和退化草原，利用率应控制在年产草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下。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草原建设的投资，鼓励集体和个人投资，加强草原建设。

使用草原的单位和个人，应有计划地进行人工种草、草原围栏和草原改良等草原建设，鼓励纯牧区户均应建立300—500亩基本草场，逐步建立饲草饲料基地和防灾保畜基地。

各级政府应按照草原保护、建设、利用总体规划，对退化、沙化、盐碱化、水土流失严重的草原和鼠虫害草原，实施综合治理，恢复植被。支持、鼓励、引导农牧民开展牲畜圈舍、牧民住房、草原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鼓励农牧民或开发者承包、租赁退化严重的草场进行改良建设。

第二十四条 建立和加强草种基地建设，做好牧草种子的繁殖、驯化、引进、推广和检验检疫工作。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有计划地培训农牧民技术人员，推动草原建设新科技和新成果的应用。

第六章 草原监理机构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设立草原监督管理机构。乡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草原保护、建设、利用情况的监督检查，设专职人员负责具体监督检查工作。

草原监督检查人员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应当向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出示执法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对草原监督检查人员的监督检查工作应当给予支持、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碍草原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二十七条 草原监理机构的职责是：负责草原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草原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监督、检查育草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办理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和上级草原监理单位交办的有关事项。

第七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八条 对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一）在合理利用草原，实行以草定畜、草畜平衡方面成绩显著的。

（二）在草原资源调查、区划、新技术推广、农牧民培训和科研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三）在防止草原鼠虫病害、草原防火、扑火中事迹突出的。

（四）在草产业开发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五）在牧草品种引进、驯化、培育、良种推广、种子检测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六）在保护草原公用设施方面事迹突出的。

（七）在草原管理、监理工作岗位上有显著成绩的。

第二十九条 在草原上非法猎捕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条 未经批准在草原上采挖药材和珍稀植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造成草原破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或草原监理部门没收所得实物，责令恢复植被，并视其情节处以罚款。

第三十一条 排废造成草原污染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草原监理部门予以处理：

（一）非法开垦草原，除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外，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给草原所有者或者使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未经批准或不按规定的时间、区域、采挖方式等在草原上采石、挖砂、取土和地质普查、采矿、筑路等挖沟、挖坑作业，一经发现，及时制止，并要限期做好表层土壤回填，恢复植被；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可并处2万元以下罚款，给草原所有者或者使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征用或使用草原作业完毕后，对不恢复草原植被的，由草原监理部门组织人力代为恢复植被，所需费用由征用或使用草原的单位或个人承担。

（四）对故意破坏草原围栏、棚圈、水利工程、试验基地、饮水点、牧道等设施的，责令其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擅自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款；对草原造成破坏的，限期恢复植被，并处同类草原前三年平均产值的六倍以上十二倍以下罚款；给草原所有者或使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动车辆在草原上行驶，破坏草原植被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可以并处被破坏前三年平均产值三倍以上九倍以下罚款，给草原所有者或者使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七）在临时占用草原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依法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占用期满后，不予恢复草原植被的，要限期恢复，对限期内不恢复的，由草原监理部门组织代为恢复，所需费用由使用者承担。

（八）非法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草原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九）对于保护、管理不善，造成草原退化和植被破坏的单位或个人，处以改良和恢复草原植被费用的一至二倍罚款。

（十）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十一）牲畜超载标准及超载的处理办法，按照有关法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对阻碍草原管理和监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行政处罚的决定、执行、监督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草原管理、监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本办法，或者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造成后果的，按照公务员管理权限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15日内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裁决不服的，在收到复议裁决书15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30日内，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在法定时间内，既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裁决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自治州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龚福业


　　最近，笔者认真研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知其中“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时代蕴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目标。社会和谐的前提是法律的和谐，法律和谐的关键是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和谐。和谐社会要求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法律手段，使矛盾和纠纷能够得到及时的调解，犯罪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而法律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器。古今中外都曾有“乱世用重典”、“盛世政简刑清”之说。所以，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同我国目前盛世的特征相符的。笔者在本文通过对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相关问题的探讨，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揭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评价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尽管原来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司法政策在表述中也有“宽严相济”的成分，但是由于当时历史大背景的影响，对于犯罪现象与国家和社会间关系的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在实际操作中有所偏失。应当说“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是一种科学、理性的回归，是正视社会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的理性回应。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各方面利益冲突比较突出，与此同时犯罪数量也经历了激增的过程，面对刑事案件的急剧增加，社会对犯罪最初和本能的反应是惊恐，认为犯罪是社会的恶瘤，必须严厉地加以铲除。但是随着理论的成熟，以及刑法措施的收效渐微，逐渐认识到在现有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下，犯罪态势是不可能通过单纯的刑法作用加以大幅度改变，犯罪本身也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所以当前针对种种犯罪，正确的态度是不要对其加以苛求，只要能够将犯罪限制在不妨碍社会良性运行的程度之内就已经实现了刑法的价值，至于如何从根本上去改变犯罪现状，这并非单纯是刑法的任务，也不单纯是刑事司法政策的任务，这一点已经被许多国家打击犯罪的实践不断证明。在对我国犯罪态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可以帮助我们对犯罪进行理性思考与沉着应对，而不是只追求刑法对犯罪抑制所能带来的短期效应。
　　此外，“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对我国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我国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既要对传统中优秀的部分加以发扬光大，也包括对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合理部分适当本土化。在法律层面上表现为必须适当地发展现代法治理念。现代法治理念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和谐地调和人权保障与法律保护之间的关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正是现代法治理念的一部分，其主张重点在宽，以适当有利于行为人为出发点，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可以丰富发展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法律理念与制度层面的条件。
　　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性探讨
　　我国现阶段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重逮捕和起诉，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做到当宽则宽。”，“宽不是要法外施恩，严也不是要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简而言之就是适度宽容轻处小恶以感化轻案犯、依法从严惩罚大恶以震慑重案犯。此政策在对重罪实行严打政策的基础上完善了对轻刑宽松的一面，渗透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疑罪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从宽处理轻罪原则等内容。从刑事司法政策的结构体系分析，“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具有一定的法理科学性。
　　第一，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轻罪刑事司法政策与重罪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包含宽与严两个方面。现在我们提倡宽严相济，当然更多的是强调刑法宽缓的一面，但不能由此认为宽严相济是轻罪刑事司法政策，只适用于较轻的犯罪以及青少年犯罪。这里涉及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和“严打”的关系。笔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不是对“严打”的取代，更不是对严打的否定，而应当将“严打”纳入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框架中确立其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严打”并不是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并列的另一个刑事司法政策，而是包含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之中的体现宽严相济的严厉性的内容。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并不矛盾。只有在宽严相济的框架中坚持“严打”方针，才能避免片面追求从严惩处，从而做到严中有宽，更好地在“严打”中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总之，不仅对轻罪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而且对重罪也同样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第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刑事立法政策与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宽严相济之所以是刑事立法政策，是因为法律是刑事司法政策的条文化与具体化，在刑事立法中应当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从而为司法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提供法律根据。当然，宽严相济不仅是刑事立法政策，更应当是刑事司法政策，不能认为刑法已经体现了宽严相济的政策精神，因而司法机关只要依法办案，不需要另行受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导。这里存在一个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实行的是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中存在自由裁量的广阔空间，因而在司法活动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并不必然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当然，宽严相济的严不能超越刑法的规定，绝不能对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以严为名作为犯罪处理，也不能对刑法规定处罚较轻的行为以严为名判处法律没有规定的较重之刑。简言之，不能法外施威。
　　第三，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刑事策略思想与刑事科学思想的统一。刑事策略是作为与犯罪作斗争的手段而提出来的，更强调刑罚的有效性。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包含着宽和严的两种手段，正确运用就能够取得与犯罪作斗争的胜利。但笔者认为，仅从策略角度理解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不够的，我们更应当看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包含的刑事科学思想，它是社会对犯罪的反应理性化的表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刑事科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刑罚的谦抑性与人道性。事实已经证明，刑罚不是越重越好，轻重适宜才是最重要的，才能有效地控制犯罪。并且，在如今法治社会，任何刑罚的适用都受到人道主义的限制，不得为追求惩治犯罪的效果而采用残酷的刑罚，这也已经成为国际刑事司法的基本准则。
　　三、“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规律
　　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对于刑事司法的必然要求，是发扬民主与法治、实现公平正义、提倡诚信友爱、增强全社会活力、维持安定有序、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社会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刑事司法活动自身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
　　（一）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目标。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稳定的最高境界。在强调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又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比如，对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的，应区分不同情况，在法定处罚幅度内从轻、减轻处罚或判处缓刑；对于法律、政策不明确，可捕可不捕、可起诉可不起诉、可判可不判、可劳教可不劳教的，应根据具体情况，着眼于从宽处理。这一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严重犯罪；有利于挽救失足者；有利于从根本上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抗；有利于缓解矛盾，促进公民之间的宽容、和解；有利于帮教和改造罪犯，减少危害社会的犯罪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最终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执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刑事司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合理借鉴中外法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的、先进的理念，其内容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要求宽严适度，宽严有据，依法办案，不能仅靠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来保障，在执法中必须转变执法理念，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和谐地调和人权保障与法律保护之间的关系，更加人性化，由此可见，“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一部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执行。
　　（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最终体现立法宗旨、实现司法价值的客观要求。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们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刑事司法政策。对于严重刑事犯罪，该从重的要坚决从重，该判死刑的决不手软。但同时，对于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罪犯，无论其罪轻罪重，是否属于严打对象，都要一视同仁，该兑现政策的要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如果因为严打而不兑现政策，就会导致犯罪分子丧失对国家法律的基本信任。只有审时度势，坚持宽严相济，才能产生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果，也只有在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实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追求效率与实现公正的有机统一。
　　（四）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获得刑罚效果的最大化。犯罪不仅是一种法律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任何社会都存在犯罪现象。刑罚，则是控制犯罪的一种方式，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以获得刑罚威慑犯罪的效果，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但是刑罚威慑力并不会随着刑罚的加重而无限地增加，在罪刑均衡的范围内，刑罚威慑力与刑罚轻重是成正比的，一旦刑罚超出公正的限度，使被告人难以接受，社会也难以认同，其威慑力就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就会产生刑罚效力的贬值问题。刑罚并非越重越好，而是贵在轻重有别，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使轻罪与重罪分别得到妥当的处理，有利于获得刑罚效果的最大化。
　　四、“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对公安机关的职能定位
公安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正确的稳定观，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检验公安工作的重要标准，充分履行公安职能，有效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保障。
　　一是要全面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的宽与严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二者相辅相成，必须全面理解，全面把握，全面落实。既要防止只讲严而忽视宽，又要防止只讲宽而忽视严，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
　　二是要区别对待。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包括犯罪侵害的客体、情节、手段、后果等)、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包括犯罪时的主观方面、犯罪后的态度、平时表现等)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者从严处理。
　　三是要严格依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必须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现政策指导与严格执法的有机统一，宽要有节，严要有度，宽和严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做到宽严合法，于法有据。
　　四是要注重效果。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做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有机统一，执法办案与化解矛盾的有机统一，以有利于维护稳定，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促进和谐。
　　总之，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构建和谐社会，核心是增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现代和谐社会存在复杂的社会分工，需要运用法律规范来组织、调节社会关系和调整人的行为。公安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机关，既是和谐社会的主体，又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要忠实、全面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应当确立现代司法理念，通过发挥自身职能，为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