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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


第101号



《东莞市名人档案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予发布。




市 长 李毓全


二○○八年五月十九日



东莞市名人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市名人档案资料的收集、管理和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广东省档案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名人档案是指我市各界名人在各个历史时期从事各种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实物等形式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东莞市档案馆（以下简称市档案馆）负责我市名人档案的收集、管理工作，馆内设立名人档案库，专门收藏我市的名人档案资料。具体职责是：

（一）拟订名人的入库范围和对象；

（二）负责名人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

（三）开展或参与对名人的研究；

（四）组织名人档案展览；

（五）提供名人档案咨询服务；

（六）其他相关工作。

第四条 东莞市名人档案库入库的名人范围为：历代东莞籍（包括在市外或国外的东莞籍人士）或曾长期在东莞活动的非东莞籍的政界、军界、工商界、科学技术界、文化教育界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官员、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及其他重要人物。具体标准是：

（一）担任过副市级以上职务的政府官员或相当级别的各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领导人，以及其他著名政治人物；

（二）被授予大校以上军衔或担任师级以上职务及其他在军事活动中建立功勋的人物；

（三）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各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在省、部级以上报刊发表过达到国际或国家级水平的论文，或某项教学、科研成果受省、部级以上奖励，或在国际、国家级赛事上获大奖的人士；

（四）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并产生过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的企业家、发明家、技术革新能手和著名民间艺（匠）人；

（五）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人物，以及事迹、业绩突出并具有较大影响的模范先进人物；

（六）被国家或省、部级以上机关授予一等功以上荣誉称号的英雄模范人物，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革命烈士；

（七）被社会公认的社会活动家，有较大影响的民主党派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

（八）其他有突出贡献的各界知名人士。

第五条 对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标准的人士，应通过以下程序列入东莞市名人档案库：

（一）自荐或推荐。档案所有人自愿向市档案馆申报，或由单位和他人在征得档案所有人同意后，向市档案馆申报。

（二）征求意见。市档案馆收到申报材料后进行初步评审，并征求有关专家意见。

（三）审核。市档案馆充分考虑专家意见后，对符合条件者提出初审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审核。

（四）确定。经市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后的名人正式列入东莞市名人档案库。

第六条　名人档案收集的内容：

（一）反映名人一生经历及其主要活动的生平材料，如自传、传记、回忆录等；

（二）反映名人职务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材料，如文章、报告、演讲稿、日记等；

（三）反映名人成就的材料，如著作、研究成果、书画等；

（四）社会对名人研究、评价的材料，如纪念性、回忆性材料，研究介绍材料等；

（五）与名人有直接关系的材料，如各类证书、奖状、奖品、谱牒、信函等；

（六）反映名人活动的音像（录音带、录像带、照片）、实物等载体形式的材料；

（七）名人的口述历史材料等。

第七条　市档案馆可采取以下方式收集名人档案：

（一）依据档案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征集名人档案；

（二）有关机构依据国家规定，向市档案馆移交有关名人档案；

（三）市档案馆接受档案所有人捐赠、出售或寄存的档案；

（四）复制其他档案馆及图书馆、博物馆等保管的名人档案或交换档案目录；

（五）收购、复制或交换流散在市外、境外的名人档案；

（六）市档案馆与档案所有人协商的其他收集方式。

第八条　市档案馆收集名人档案应填制交接清单，一式二份，由交接双方签字、盖章，各执一份。

第九条　名人档案所有人向市档案馆捐赠档案，市档案馆应向其颁发证书，并视档案数量及珍贵程度，给予表扬或奖励。

第十条　名人档案所有人向市档案馆寄存名人档案的，市档案馆应与其签订寄存协议，并出具寄存证书。

第十一条　名人档案所有人向市档案馆出售名人档案的，市档案馆应与其签订购买协议。

第十二条 整理名人档案，应遵循名人档案形成的客观规律，保持文件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真实反映名人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本来面貌，便于保管和利用。

第十三条 名人档案应建立全宗卷，内容主要包括名人简介、档案内容及整理说明、历次收集档案的交接文据和目录清单、档案保管状况、调阅利用等情况的登记和统计记录。

第十四条 名人档案的捐赠、寄存者需要利用其捐赠、寄存的档案时，市档案馆应提供优先和免费服务。市档案馆应定期向名人档案的捐赠、寄存者收集新形成的档案材料，以确保名人档案的完整。

第十五条 名人档案的捐赠、寄存者在捐赠、寄存协议中明确要求保密或限制使用档案内容的，市档案馆应严格遵守；上述协议中无明确保密或限制使用条款的，由市档案馆按国家规定向社会提供利用。

第十六条 名人档案的利用形式：

（一）向有关单位、组织或个人提供名人档案查阅服务；

（二）与有关单位或个人联合开展对名人的学术研究；

（三）配合宣传教育及其他纪念活动，举办名人档案展览；

（四）为专家、学者的研究提供咨询与服务；

（五）依据有关规定提供其他形式的利用服务。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档案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从2008年7月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3年 6月30 日。


合议庭改革问题之我见

刘颖


　　强化合议制的功能一直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目前合议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放权与监督，如何真正发挥合议制的功能？关键应在于破除合议制发展的桎梏，重塑合议制实施的外部环境。在合议制改革的同时，配套联动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
　　一、改革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不审不判，总结审判经验
　　按《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是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它的职责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但从审判委员会运行的实际情况看，审判委员会主要工作重点成了听取合议庭汇报、研究决定疑难复杂案件，在以强化合议制为重心的审判方式改革进程中，审判委员会制度遇到了种种挑战。
　　（一）法官对案件的审理，对证据的调查采取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凡是未经当庭以言词方式调查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判决依据。直接言词原则便于法官进行自由心证，而审委员断案仅听取书面汇报显然是不能有充分的把握做到公正的。
　　（二）审委会不开庭、审委员委员不公开，使得裁判文书成为审委会“暗箱操作”的结果，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公信度、透明度降低。
　　（三）审委会制度无法顾及回避制度。审委会委员不公开，当事人无法知晓审委会委员与案件是否有利害关系，因而无法申请回避，这与回避制度的对象是所有参与案件审理、发表处理意见的审判人员形成矛盾，理论上当事人能对审委会委员申请回避，而实际上不可能。
　　（四）审委会与合议庭职责不清，审委会帮助合议庭定案，加重了合议庭的依赖性，削弱了合议庭的独立性。
　　（五）审委会实行集体负责制，却破坏了合议庭负责制，形成事实上的无人负责。可以说审委会定案合议庭就不会独立办案。有的主审人员，只要觉得有一点不把握的案件，就提交审委会讨论，以减少自己的责任。因此，必须调整审委会的职责范围，取消定案职能，将职能转变为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工作，对于合议庭认为适用法律不明的问题作出解释，不能作出解释的逐级请示。
　　二、完善错案包容制度，使制度法律化
　　错案追究制对于合议制可以说是一把“双面刃”，一方面错案追究制使得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为了避免出现错案受到追究而努力提高办案质量，这是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错案追究制使得法官在如何避免被追究责任上下功夫，由于案件质量存在不确定性，法官被迫寻求免责庇护，审委会定案，院长、庭长把关，请示汇报制度应运而生。在两方面的比较中，后一方面在法官的思想中居于主要地位。一个法官首先是一个人，他不为自己认为公正的裁判而去冒个人风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看来，错案追究制与合议庭独立审判发生矛盾，现在看来错案追究制各方面呼声日高，而合议庭独立审判却是在法院内部裹步不前，在两者的制度价值之间如何取舍？应以合议庭独立审判为主，以错案追究制为辅，构造两者之间的新型关系。
　　（一）错案的适度存在是合理的。案件的审理过程是一个说理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数字计算的过程。法官以外的因素：事实的无法还原、法律的模糊性、法律的漏洞、当事人举证的不能都会使对判决的衡量不能简单地以正确、错误论之。因此，对于司法判决只能说合理还是不合理，而不能说对还是错。错案的存在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则就不致于损害司法权威。而我们一些上级部门、新闻部门动辄对法院进行曝光、对错案进行大肆渲染，对法官说谁办错案谁下岗显然都是很不明智的举动。司法的权威性重于司法的误差性。没有司法的权威性，一个国家何谈法治？社会又如何进步呢？
　　（二）错案标准难以界定，使错案追究制难以实行。我们习惯上把上诉改判发回重审的案件、再审程序撤销原审裁判的案件视为错案，其实并非如此，改判、发回情况非常复杂。最高法院在《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指出，二审法院依据当事人提出的新证据对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的，不应当认为一审裁判错误。实践中大量改判发回案件与证据规则不健全，举证时效制度未建立有很大的关系，法官错误适用法律的只是少数。
　　（三）错案追究制针对的是法官队伍素质低下的状况，但错案追究制并非治本之策。我们一方面实行错案追究制，一方面却“进口不严”，致使一些人到法院摇身一变，滥竽充数，其中因果关系不言而喻。所以，如果我们不改革司法体制、法官制度，消除司法不公的根源，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那么错案可能越纠越多，漏洞可能越补越大。
　　就中国司法的现状看，对待错案追究制还是应当予以保留，但是也要予以限制，使其辅助合议制功能发挥。在实践中可参照最高法院《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执行，违法违纪行为应限定为徇私枉法行为和滥用职权行为，对于轻微的程序违法显然不能认定为错案，对于违法行为与裁判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即是否发生错案，则不影响追究法官的行政责任，这是程序正义、行为正当性原理的要求。


五大连池市法院 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