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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贸委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文件

国经贸技[1997]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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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技术创新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经贸委(经委、计经委)，国务院有关部门：

　　按照我委《技术创新工程》方案和《关于推选首批技术创新试点城市和企业的通知》(国经贸技〔1996〕648号)的要求，一些省市、部门、企业已积极推荐或申请列入试点。为做好试点工作，现就试点内容和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试点城市

　　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将技术创新工作与技术进步其他环节紧密衔接、与制度创新有机结合、与“三改一加强”系统配套，逐步形成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全面有效地推进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进一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壮大国有经济，振兴和发展民族工业，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终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工业城市。“九五”期间要着重抓好以下两项工作：

　　(一)形成技术创新宏观调控体系。

　　要建立市领导亲自指挥的技术创新工作协调机构；制订技术创新工程实施方案；制订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编制技术创新项目计划；建立技术创新专项资金；组建技术创新中介服务机构；组织推动企业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工作，促进企业进行“产学研”联合及国际技术经济合作。

　　(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要抓一些优势龙头企业。通过试点，扶持其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培育和发展成为大公司、大集团，逐步带动并形成一批优势企业群体。

　　要抓一批重点产品。开发主导性新产品和相关技术，形成一些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或技术，进而创出自己的品牌和全国名牌产品。同时，提高现有产品技术含量、质量性能，促其升级换代，使工业产品中畅销产品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加速产品结构调整。

　　要抓一些支柱产业。大力采用新兴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形成有自己特色并在国内外有一定优势的支柱产业。

　　二、试点企业

　　在转变决策者观念的前提下，将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其他环节、制度创新、“三改一加强”等工作配套进行，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工作，增强企业实力和发展后劲。最终发展成为在国内外有竞争力、有知名度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九五”期间要着重抓好以下两项工作：

　　(一)建立技术创新活动支撑体系。

　　要建立第一把手亲自指挥的领导体制，形成科学有效的经营、技术决策程序；编制技术创新实施方案；制订切实可行的措施；形成以技术中心为核心的技术开发体系、信息网络、资金筹措和投入保障体系、人才培养和激励制度、营销体系等，增强市场预测、开发转化、生产营销的配套性。

　　(二)增强市场竞争力。

　　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强技术中心建设，并使其具有较长远的产品和技术的开发及储备能力。同时，积极营造与国内外有关单位进行技术经济合作的基础条件。大幅度提高工程技术人员占在职职工总数的比例，并加大从事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数量。同时，组织技术、生产、营销、管理人员及职工共同参与技术创新工作。要逐年提高技术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要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开发并采用先进适用技术，不断改进工艺，掌握核心关键技术与当代国际水平的技术装备，形成现代生产工艺技术，大幅度降低消耗和成本，以适应生产适销对路产品的需要。

　要提高产品的水平档次和市场应变能力。大力开发、转化一批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及相关技术，进行高技术产品的产业化，形成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或技术。进而创出自己的品牌和国内外名牌产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

　请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本通知的要求，对已推荐试点城市和企业的申报材料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并填表(详见附表一、二)后，一式10份于3月20日底前报送我委技术与装备司。　　

　　联系人：　　王为民　　　　邓小清

　　电　话：(010)63037876　　63045711

　　附　表：一、申报试点的城市工业经济与技术创新状况调查表（略）

　　　　　　二、申报试点的企业综合经济技术状况调查表（略）（完）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多元格局下的法学 ——管窥2000年十种法学著作

朱庆育

　 在2000年刚刚结束之际，作为一个对法学感兴趣的读者，我不禁想要翻检一下去年所出版的法学著作，整理出一部分，以便将其与过去的世纪一并存入我的记忆档案。去年的法律出版业空前繁荣，法学著作之丰颇有令人目不暇接之势，由此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即便纯从自己主观偏好出发，要从浩若烟海的法学出版物中选出我视之为具学术代表性的作品亦非易事，但是既然选择结果是代表我的个人私见，我也就不避“过度诠释”之嫌，从中选出十种著作略加介绍。

　 面对现状，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我国法学研究正日益走向多元。但是真正自觉地走向边缘也许需要更大的勇气与更强的独立意识。舒国滢教授的《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首先吸引我的，正是其书名。与其他法学研究取向不同，该书内容似乎并无太多直接通常所谓的“现实关怀”。具体内容尚在其次，更能充实其意蕴的也许是其渗透于字里行间的一种“边缘精神”。在全书三十余篇或长或短的典雅而富有韵律之美的文字中，舒先生以其追求智慧的执着与冲淡从容的叙述，给我们带来一股远离尘世喧嚣的飘逸之风。

　 如果说舒先生的文字给人以“润含春雨”之感，那么，我倾向于以“干裂秋风”来形容许章润先生。许先生称其收集在《说法活法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的文字皆为“发愤之作”；“发于困惑不安，愤激、喟然于世道人心、天命大化”。许先生具不俗的西学素养，但他似乎更愿意将其学术之根扎于中国。全书各文以“人生与人心”这一梁漱溟式的追问为共通主旨，既饱含“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孤寂，又不乏“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壮阔。

　 许先生着意于接引前人智慧的旨趣使我想起民国先贤。梁启超先生并不以“法学家”之名为后人所知，因此应该感谢范忠信教授告诉我们：“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法学的贡献，不在沈家本之下。”（《梁启超法学文集》），我不得不承认，梁先生通过这些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学问见识是令后辈如我者汗颜不己。其实这一尴尬岂止在理论法学上存在，曾为民国民法典起草人的史尚宽先生的《民法总论》（张谷校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亦不失为二十世纪中国法学的经典。该书作为史先生“民法全书”的压轴之作，以其论证严密、资料详实而享有盛誉，即便是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民法学研习者无法绕过的界碑。

　 学术多元化的另一表现是法学教育的载体———教材的多样化。各种版本的法学教材层出不穷，彻底打破了以往统编教材一统天下之势。然而，综观各种法学教材，它们似乎至少在两个方面尚未改变此前的编写老路：在内容上多属为现行法律被动作注以及在形式上注释稀少、甚至阙如。这与国外形成鲜明的对比。翻译出版的两本德国法学教材：《德国刑法教科书》（弗兰茨·冯·李斯特著，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与《德国民法总论》（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之所以殊受称道，绝非偶然。二者的共同之处表现于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态度，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注释绝不仅仅是形式要求，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治学者的严谨态度与对于学术传承的珍惜。当然，我国的一些法学家亦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突破首先出自《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作者张千帆教授借鉴美国教材的写法，使用大量的立法、司法与学术资料阐述美国的宪法精神，他指出，“宪法不是一部僵死的文件”，而“假如我们未来的律师与法官———也就是今天的学生———不能以严谨的逻辑、多彩的文字来表达其法律思想和意见，那么中国的宪政与法治也就渺茫无望了。”忧患之情溢于言表。可惜我国法学界似乎不太愿意将之视为教材。类似努力尚体现在《民法学原理》（张俊浩主编，刘心稳、姚新华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修订第三版）中。

　 学术批评对于学术发展的价值已无须多说，多元的格局自离不开自由批评意识的养成。严肃的学术批评往往因其“不讲情面”而令人却步，然而惟其如此，徐忠明先生的书评文集《思考与批评———解读中国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才更显出其分量。且不论评论质量如何（事实上我以为其中大部分皆属上乘），单就该书所呈现的学术性、严肃性而言便已值得佩服。通过阅读书中文字，我不仅获得了解读他人著作的有益指导，亦领略到了作者“通过批评而思考”的学术风景。

　 就法学本身而言，它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法律能为解决具体的个案提供操作规程，亦根源于它能体现人类的永恒追求：自由，正义，等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向我们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文本证据，其晚年的扛鼎之作《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一卷2000年1月第一版，第二、三卷2000年10月第一版）系统地阐述了法律、立法与自由以及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

　 中国法学家整体上面临着可资利用的学术积累太少的尴尬，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长时期以来我国法学研究水平一直未取得太大的突破。但是，通过近几年学界的共同努力，坚冰已逐渐消融，尤其是从2000年出版的法学著作来看，我国一些法学家已初步显示出其颇为深厚的法学功力与独立的人文精神。对照西方法学所取得的成就，结合相应的社会环境，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法学的真正繁荣需要以多元的社会格局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