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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权性质之探析

朱保科 法学院2002级法学3班


[中文摘要] 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学界现在讨论最多的是人格权应不应该独立成编。如果人格权独立成编，那么荣誉权应不应该加以规定及如何规定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另外对荣誉权性质的界定历来也是众说纷纭的。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荣誉权的人格权性和身份权性的正反两方面的讨论,荣誉权与名誉权之间相通性的比较及荣誉获得权性质的探讨。从而论证荣誉权归入人格权比归入身份权更加合理。希望本文有助于上面问题的解决，以尽一个法律人的责任。
[关键词] 荣誉权 身份权 人格权 荣誉获得权 名誉权



我国民法典的编撰工作已近尾声，相信我们期盼已久的民法典经过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会更加适应我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在民法典中，荣誉权应不应该规定及如何规定，对此问题学界历来主张不一。正如某学者所说：在所有的人身权客体里，民法学界分歧最大的就是对荣誉这一概念的认识。在民法学著作和论文中，对荣誉权概念的界定没有取得趋于一致的认识1。多数学者主张荣誉权属于身份权，且该说已成学界通说。仅有少数学者主张荣誉权属于人格权。本文旨在通过对荣誉权性质的探讨和荣誉获得权内容的界定而确立荣誉权属于人格权的观点
一 荣誉和荣誉权的概念
（一） 荣誉的概念
在法学界，荣誉这一概念既有民法层面的意义，也有宪法层面的意义。
1．宪法层面的意义。我国《宪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由本条可知，如果祖国的荣誉受到侵害，那么公民有维护的义务。笔者认为这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维护祖国荣誉的权利。其典型案例有：“三位爱国者提起国旗诉讼”、“长沙球迷状告足协”、“赵薇遇袭”等等，这些都是公民私力对祖国荣誉利益的维护。由于本文主旨的需要，而仅仅讨论民法层面的意义，对此层面暂不讨论。
2．民法层面的意义。荣誉指特定民事主体在社会生产、社会活动中有突出表现或贡献，政府、单位团体或其他组织所给予的积极评价2。
笔者认为其特征有三：其一，授予荣誉的组织是特定的。荣誉授予权为特定组织享有。该组织包括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法人社会团体等法人和其他非法人团体。对具体荣誉授予也是有具体的特定组织进行。如某体育比赛的冠军只能由该体育比赛的组织者授予，而不能由其他组织授予。其二，授予荣誉的内容是专门的。荣誉的内容只能是表彰该民事主体在特定社会领域做出的突出表现或贡献。如对矛盾文学奖得主的奖励内容只能是与该奖项相关的内容而不能是娱乐界的金鹰奖或其他领域的奖项内容。其三，荣誉是社会组织给予的积极评价。荣誉获得的前提，必须是民事主体在社会生活或社会生产中做出突出贡献或有突出表现，具有应受褒奖性。
（二） 荣誉权的概念。
荣誉权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获得、保持、利用荣誉并享有其所生利益的权利3。
笔者认为荣誉权的特征有二：其一，荣誉权的客体是荣誉的本身及荣誉本身所包含的利益。荣誉的本身是一种正式社会评价，它是荣誉权的客体。同样，荣誉所包含的利益也是荣誉权的客体。例如获得体育比赛的世界冠军，这种称号是荣誉本身，因获得世界冠军而得到的奖章、奖金、奖品，以及所获得的尊敬、荣耀等等，都是荣誉所包含的利益。因此荣誉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其二，荣誉权既是一种既得权，也是一种期待权。荣誉既得权表现为荣誉权人对其已经取得的荣誉及其利益的独占权，其他任何人都对这一权利客体负有不得侵犯的法定义务。荣誉期待权，即荣誉获得权主体在符合法定条件时，而组织没有授予其荣誉，就可以向组织主张应获得的荣誉的权利。荣誉获得权指向的对象也是荣誉，因此不影响荣誉权客体的一致性。关于荣誉获得权，下文还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二 荣誉权的性质
（一）目前学术界的观点
对荣誉权概念的界定自然引申出对荣誉权性质的探讨。目前，学术界对荣誉权性质的界定从最大范围上有两种观点即：荣誉权否定说和荣誉权肯定说。其中肯定说又包括人格权说、身份权说及双重属性说。笔者赞成荣誉权肯定说。
1．否定说。该说主张荣誉权不具有独立性。持否定说的学者中，张宝新先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主张：荣誉是名誉的一种特殊情形，使用名誉权的规则完全能够保护部分人的荣誉权。其理由有四。其一，比较法研究的结果显示，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均不将荣誉及荣誉权列为独立于名誉权的民事权利。其二，与名誉权不同，荣誉并非人人都能享有，也非人人都必须具有，它是一种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的特殊人格或精神利益，因此不应以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事权利形式加以确认和保护。其三，既使是我国主张荣誉权肯定说的学者，对荣誉权的性质，侵害荣誉权的方式也没有统一的认识，莫衷一是。其四，在实践中，授予各种荣誉称号和奖励的种类和级别都是不规范的。另外侵害荣誉权的案例少4。另有学者的主张也大体相同，甚至说：“我国将荣誉权作为一项人格权规定在《民法通则》的人身权一节中，不能不说是一种立法上的失误，立法者应该在今后制定民法典时加以修正”5。
对于以上主张，笔者不敢苟同。对理由一的反驳 ：从比较法角度来看，在别国没有规定的难道在我国就不能规定吗？如果认为这样规定不利于与国际接轨，但是《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主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对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诡计公约》第十七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对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可见该两项国际法都涉及到了荣誉及荣誉权。同时也就说明了我国的规定更有利于与国际接轨。对理由二的反驳 ：请先看案例6：
一九九八年毕业于锦州中学的贾跃参加高考，由于发挥失常。仅以二分之差未能进入重点大学。但是，贾跃在高中期间一向品学兼优，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并荣获锦州市“优秀学生干部”称号。按当年高考招生政策规定，获市级以上优秀学生干部的考生可享受加十分的待遇。而锦州市教委在整理审核学生档案时，把“优秀学生干部”换成了“三好学生”，致使该生不能享受到这种荣誉待遇。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对这起非法侵犯女大学生荣誉权案做出一审判决，责令锦州市教委向受害者赔礼道歉，恢复其荣誉，并赔偿受害者经济和精神损失八万余元。
对于该案，法院应如何适用名誉权的规则而予以裁判呢？该案中市教委并没有实施诽谤诋毁等损害名誉权的行为，客观上也没有造成受害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因此只有适用荣誉权的规则才能对其救济。法院的判决也是按侵犯荣誉权的规则而做出的，即“……为其恢复荣誉并赔偿受害者经济和精神损失八万余元”。对理由三的反驳：虽然持肯定说的学者对荣誉权的性质没有统一的认识，莫衷一是。但是仅仅由于认识没有统一而舍弃已有的荣誉权规则，那么持否定说的学者就难以推脱有偷懒的嫌疑。如果因为认识没有成熟而暂且收起该规则，留待以后认识成熟时再行规定，那么我国《民法通则》从1986年颁布以来一直有此规定又如何解释呢，对理由四的反驳：“授予荣誉称号和奖励的种类级别不规范”的理由正好证明社会生活中需要荣誉及荣誉权规则的存在。如果荣誉权受到侵害，用名誉权规则不一定可以救济，如上例。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荣誉权是存在的，社会生活是需要该规则的。
2．肯定说。该说主张荣誉权是存在的，多数学者持此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对荣誉权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可以说是见仁见智，各有千秋。荣誉权的性质大体有三种学说：人格权说，身份权说，双重属性说。笔者主张荣誉权具有人格权性。分述如下：
1）人格权说。该说认为荣誉权的性质是人格权，而非身份权。持此观点的学者中，张俊浩先生最具代表性。他主张：荣誉，名誉，贞操，精神纯正和信用这六种人格权均与自然人的尊严密切相关，本书统而称之为尊严型精神人格权7。笔者赞同该说。
2）身份权说。认为荣誉权的性质是身份权而不是人格权。目前，该说业已成为学术界的通说，多数教材也把荣誉权界定在身份权名下。其论据有“荣誉权的取得有赖于主体实施一定的行为，做出一定的成绩。”可见，它不是公民与生俱来和法人成立后就应依法享有的。因此，荣誉权不是主体所固有的，也不是主体始终享有的人格权，而是一种身份权8。
“其一 荣誉权的来源不是与生俱来的、固有的，而是基于一定事实受到表彰后取得的身份权。其二 荣誉权的基本作用不是维护民事主体之必须而是维护主体的身份权益，他人不得享有或侵犯，非法剥夺荣誉权造成荣誉权的损害。损害的是身份利益即荣誉利益与荣誉权人相分离，使民事主体丧失荣誉及其利益，从而证明荣誉权不是人格权而是身份权。”9
3）双重属性说。认为荣誉权兼有身份权、人格权两种属性。但身份权是其基本性质，另外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社会对某一民事主体的评价，具有人格方面的因素10。荣誉权具有人格权和身份权的双重属性。在荣誉权的双重属性中，人格权的属性是基本属性。
以上简要摘引了荣誉权肯定说者的几种主要观点。笔者主张第一种观点，即：荣誉权属于人格权，且荣誉权包括荣誉获得权。
（二）荣誉权不是身份权
笔者认为荣誉权属于人格权而不是身份权，其与身份权的关联是不太密切的。学者在论述荣誉权性质时总是通过否定荣誉权的人格权性质来肯定其身份权性。这样论述虽有可取之处，但是由否定而肯定能否全面阐释其性质则不无疑问。
1．荣誉权与其他具体身份权的联系。如果荣誉权属于身份权，那么荣誉权与身份权就构成了种属关系。根据种属关系的逻辑特点，则荣誉权和另外几种具体身份权一定可以共同抽象概括出某些特征而构成身份权。其他具体身份权包括亲权、配偶权、亲属权。因此有必要讨论一下荣誉权与其他具体身份权之间的联系，即他们的相通之处。
亲权指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和财产方面的管教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配偶权是指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基于夫妻身份而互享的民事权利11。亲属权是指除配偶，未成年子女的亲子以外的其他近亲属之间的基本身份权，表明这些亲属之间互为亲属的身份利益为其亲属享有和支配，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12。
由上面的亲权、配偶权、亲属权的定义可知其中有一项共同的基本特征即：民事主体与另一民事主体基于伦理而具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相对性。而荣誉权不是民事主体与另一民事主体的相对关系，而是特定民事主体享有，其他所有主体都要予以尊重的权利，即对世性。与这些具体身份权主体相对的多是相对人的利益，而与荣誉权主体相对的是荣誉及其利益。可见，荣誉权与其他具体身份权并没有基本的相通之处，他们的联系是很牵强的。
2．现代民法意义上，身份权的再界定。民法学上的“身份”概念，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与日常用语同一语词的概念并不相同。日常用语中身份指人在一定社会组织体系中形成的稳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身份表示人在其置身的社会组织体中所处的地位，换句话说身份是其社会地位的标志。然而此种用法与民法学意义上身份是不同的。民法学上的身份，原指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依附于家庭、氏族、等级的状态或人格地位，即人格依附关系中的地位。包括古罗马家子的人格依附于家父，妻的人格依附与“夫”那样的人格依附13。十九世纪英国法制史专家梅因说：“在‘人法’中所提到的一切形式的‘身份’都起源于古代属于‘家族’所有的权力的特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到现在仍带有这种色彩14。”由此可知，民法意义上的身份起源于亲属法。“民法上的身份云者，谓基于亲属法上的相对关系之身份，有一定身份得享有之权利也”15。民法上的身份应该仅指亲属法上的权利。；因此民法学意义的身份权指自然人基于身份而产生的伦理性的权利。如果身份概括指社会关系（包括亲属法内的关系）中的资格或地位，那么身份权的概念就难以为民法所能包容，讨论之也无意义。如：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可以享有身份权，只不过此身份权已不是民法意义上的身份权，而成了行政法意义上的身份权了。再如，在刑事侦查阶段，律师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该会见权是具有律师身份的人所享有的最为重要的参与诉讼的权利。可见此身份权又具有刑事诉讼法上的意义。因此，身份权在不同的法律部门有不同的意义。如果民法上的身份权仅仅指亲属法内的权利，则人身权的逻辑体系将会更加完善。
综上所述荣誉权不具有具体身份权的共同的基本特征，而身份权的概念在民法学中的重新界定更不利于荣誉权归属之。因此荣誉权不应该属于身份权。
（三）荣誉权是一种具体人格权
荣誉权既然不可归
入身份权，那么将其作
为一种具体人格权是否
恰当呢？因此有必要与
其他具体人格权进行比
较，看是否有某些共同
或相近的性质而抽象出
人格权的某些特征。按
照张俊浩先生的分类16：
刑事诉讼中证人怠于出庭的社会成因探究

申笑梅 刘 磊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邮编： 832003)

[摘要] 《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在我国颁布实行的几年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日趋完善、更加合理。在考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问题时，证人出庭问题逐渐成为的重要因素。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本文拟从“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角度出发，假定人为理性之人，就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其社会成因作初步的探讨。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控辩双方当庭举证，通过控辩双方的法庭调查、辩论，当庭查清事实，确认罪责。为了贯彻“对抗求证”这一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基本精神，防止剥夺当事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和反询问权，新的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合理判断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辨别证言的真伪。但是目前从查阅到的法院汇总的资料显示，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令人非常担忧，即使少数出庭的证人也是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说服才勉强到庭的。而警察通知证人到公安局接受询问，一般说来证人却都会按时赶到，老实接受询问。因为警察和检察官手中具有强制性力量，足以使任何公民感到威慑，并且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使这种强制变为现实。
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成为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它使法庭审判事实上演化为法官对控诉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由于证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官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宗所记载的笔录，尤其是被告人即使在法庭上做出了陈述。但这种陈述若与控方笔录所记载相矛盾，法官仍以卷宗中的陈述记录作为裁判的主要依据。这种书面审判方式是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阻碍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障碍。[1]（P6）
二、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是证人出庭制度实施的最强有力的干扰因素。
导致证人出庭作证情况不理想的原因诸多，本文仅从其社会成因方面作如下分析：
（一）证人出于对自身安全的现实关注而舍弃对法定义务的承担。
在分析民主、法治社会时，我们通常认为公民的纳税应该首先被用来提供安全和秩序——两种个人不能够生产(个人与国家相比，在生产安全和秩序两种产品上基本没有成本优势)的公共消费品。但我国自建国以来所面对的历史遗留的现实是国家积贫积弱、百业待兴，外国反动势力又在不断压制、威胁着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中央财政税收的大部分投入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从而使司法部门的投入长期短缺，制约了他们提供安全和秩序的生产能力。短缺之下掩盖着社会公民之间对公共安全产品享有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它们在各阶层内部较平等的分布，在阶层之间则是不平等的供给。同级的干部享有差别不大的公共产品，但对比他们上级、下级或普通群众之间，他们所享有的安全和秩序的保障是大不相同。有职务、有实权的人物占有更多的安全保证和服务之类公共产品，而普通大众则在履行完纳税义务的同时，却不得不以各种合理、不合理的或合法的、不合法方式努力保护着自己。现实中，在遇到重大案件时，高级领导人更有义务、有责任出庭作证，给普通大众做示范、表率作用。但在贪污、腐败案件中，鲜有省、市级领导出庭作证的。这些行为对普通大众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效应。连受保护最好的官员都会因有所顾忌而没有出庭作证，更何况普通大众呢?
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给社会大众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时，个人最好的对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这种情形是博奕论中的“囚徒困境”在现实世界中最好的验证：人们将自己或他人在长时间内、多次相同的社会互动中积累的出庭后果，进行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比，再经过现存的社会制度文化进行自然筛选，得出了个人理性的最终选择。这是证人不愿作证时，普遍存有的一种心理。证人出庭作证与书面形式的作证不同，他要直面被告人证实或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表达方式上更显直接，感觉更象是自己在庭上作证“加害”于被告人，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因此担心事后会遭到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打击报复。特别是一些带有暴力团伙性质的犯罪，有的被害人连到公安机关报案的胆子都没有，更何况到法庭上作证。《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专职的保护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宣言式保护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性及财产方面的保护，一旦证人及其家属遭到打击报复，造成损害，无论是追究刑事责任还是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对于证人及其家属来说，已经于事无补，“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从这个层面上考虑，证人出庭的法定性中的合理性就大打折扣，这样又怎能调动证人出庭作证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呢?
（二）中国人情社会千年积淀下来的巨大世俗力量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依靠着社会心理的惯性在阻碍证人的出庭作证的行为。它严重干扰了证人的理性决断，从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深刻地制约着证人的作证行为。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经论述过，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的关系网就象是往平静的水面上扔了一颗石子后激起的一圈圈涟漪，最中心的位置是自己，离自己最近的一圈是父母兄弟，再往后是亲戚朋友，以次类推，直到离自己最远的一圈。每个人都是一颗石子，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他只对圈子里的人信任、扶助，对圈子之外的人时刻怀有戒心；而圈里的人遵守着同样的规则(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和推行的道德准则)，对他也信任、扶助。人们更多的是依靠人际关系而非法律制度的保障在生活着。刑事案件中常见的情况是：证人与被告人是同乡、同事、邻居、朋友、亲戚或利害关系人，平时关系融洽、往来密切，所以他们认为用书面形式证实被告人的犯罪已经对被告人很“不讲义气”了，破坏了“交互利、兼相爱”的准则（这种“利”或许很自私，这种“爱”或许不受法律保护）。现在还要他们当庭证明，更是不可能。也有的证人曾经得到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好处对被告人持同情或感恩心理，不敢到法庭上作证。还有的证人因与被告人的犯罪有一定的牵连，所以他们也不敢出庭作证。
长时间的生活习惯侵化到我们的思想中，形成了“意蒂牢结”，控制了我们的思维、行为，使我们不得自由思考行事。于是，出于人类运用理性的“冲动”和追求“自由”的天性，我们便要对旧思想进行“祛魅”，加以理性的批判（批判仅指一种理解和扬弃，是理性反省理性自身的过程）。通过批判思想才能获得独立，如此我们就可以与时俱进，将自己的观念纳入到现行的社会制度文化中去，形成自觉地依法行事的新观念、新风尚。但我国目前尚处于也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模式尚未建立之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依赖着延续已久的社会人际关系生活着。若为了出庭作证而破坏了这种美妙的和谐，后果往往是证人与原有的生活关系决裂。在证人脱离了旧有的生活模式，又不能进入新的生活时，等待他的只是在新、旧生活之间长久的徘徊。这时谁又来保障证人的权利?相应的法律救济又在哪里?相应的道德鼓励又在哪里? 这是“谁之正义？何之公正？”
（三）证人作证的价值属性被忽略。证人之所以成为证人，是因为他拥有并掌握他人所不知而又需要的、关于案件的情况，正是因为他人不知，这种情报具有的稀缺性，稀缺性正是我们所生存的真实世界价值产生的本源；正是因为他人需要，这种情报所具有的价值使证人的作证具有的商品的属性。并且该情报会因为需要的强烈程度不同，其价值形态随之相应波动。在我国，证人内在的价值被社会大众强烈的道德召唤感和使命感淹没了、冲淡了，我们以法律的名义强制他人放弃本该享有的正当利益，去服务于正义的事业而不予补偿，这种观念、行为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不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发展规律所强调的价值意义。
证人出庭作证在经济上非但没有利益机制的驱使，反而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其损失如车旅费、误工费等都是可实际考量的。特别是对那些路途遥远，作证时间长，次数多的证人来说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但是目前我国缺乏对证人予以经济补助的配套措施，所以很多证人把作证看成一种负担，怕因出庭作证而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
（四）证人作证意识薄弱。在现实生活中，不少证人认为揭露惩罚犯罪是司法机关的职责，参与其中是自己的觉悟，不参与也不为过；还有的认为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记录了他们的证言，他们已履行了作证义务，没有必要再当庭与被告人质证。甚至有的证人收到出庭通知书后，竟不知道法院叫他们去干什么，因为害怕反而不敢出庭。
另一方面，我国民主和法治的启蒙阶段过短，公民也没有亲历百年的法治环境的生活积累，没有先天形成对法律的虔信。对法律的虔信有双重含义：一是通过理论验证后所得到的内心确信，二是通过个体的生活经验总结得出的对法律不可动摇的信任。上述方法同样适用于讨论证人怠出庭作证的问题。
首先，我们对法律的虔信导源于我们对法定义务的明确承担，而不是借口服从于人性弱点的必然律就回避它；但立法规定不明，相互矛盾，公民难以实现内心的确信。
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对于条款中的“作证”是出庭向法院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还是不出庭只是向司法人员提供证人证言，没有明确的的规定。同时《刑事诉讼法》157条又规定了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第157条“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这就说明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既可以采取出庭作证，向法庭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案情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不出庭作证，由司法人员将其证言制成笔录在法庭上宣读的方式。证人在可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容易造成不出庭作证的现象。
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的立法过于简陋，对证人出庭的方式，出庭作证的程序、规则，证言效力，质证权的行使等均只有原则上的规定，而没有具体内容。因此司法实践中不易掌握，运作时难免存在随意性，也让想出庭作证的人无所适从。
2、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在法条上不平衡。权利义务相一致是我国宪法的原则，公民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也不应只尽义务而不享有权利，违反义务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刑事诉讼中证人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承担因作伪证或隐匿罪证所应负的责任，因此他们应享有一定权利。但96年刑诉法中、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均严重失衡。表现在：
(1)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平衡。96年刑诉法第48条明确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却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应享有什么具体权利。这使得证人在出庭作证的同时，还要承担人身风险，这显失公平，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2)证人的义务与责任脱节。96年刑诉法规定作证是公民义务，但是对于证人拒绝作证，却没有规定应负什么法律责任，受什么惩罚，也没有规定对证人拒证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是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其次，亲历社会生活的经验和通过人际传播、新闻媒介获得的关于证人出庭的案例，难以让一般社会大众满意，社会大众难以从中获得对出庭的相关法律制度及人员的不可动摇的信任。
由于目前部分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并未提高到现行刑诉法所要求的水平上来，没有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认为既然证人证言已经在卷宗中体现，再让证人出庭就是多此一举、形式主义。所以他们在执行证人出庭制度时，采取消极应付的办法。长期的低薪和司法独立的不完全，影响了司法工作人员对正义事业的忠诚，对人民大众的深深同情和理解, 只是机械地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知证人出庭。至于证人是否出庭，有什么困难，就一概不管。在庭审过程中，对证人未出庭的案件，质证时也只是走过场、走形式，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时也不闻不问，直接导致了辩护人和证人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和信念产生根本的动摇。证人逐收回了对法律的忠诚，对所有司法工作人员由此抱有成见，持不信任和不合作态度，从而在行动上制约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可能性。
以上所有的探讨皆建立在笔者对刑诉长时间的思考之上，这种思考只提出了问题而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或许是残缺的，但它是基于丰富的生活经验，直面现实、勇敢思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