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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缓刑等问题的解答

1953年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法院达州分院转喻绍荣：
4月14日来信收悉。
一、所问“判处缓刑是否必须剥夺政治权利”的问题：剥夺政治权利与判处徒刑是两回事。判处徒刑的不是当然剥夺政治权利，也不是一律必须剥夺政治权利。被判处徒刑的被告，因情节轻微，并宣布了缓刑，更不是当然剥夺政治权利（一般讲来，缓刑案件多是比较轻微的案件）。因此，一般刑事犯被判处徒刑同时宣布缓刑而未被宣布剥夺政治权利者，如未被管制，就没有剥夺其政治权利。关于机关工作人员被判处徒刑而缓刑的，能否回到原机关工作，要依犯罪情节与性质来定。回机关工作的，应否撤职、降职或不叙职以及可使担任何种工作，也要看犯罪情节和性质而定。
来信所指之我院1951年11月27日法督字第11070号函与司法部“关于假释缓刑褫夺公权等问题的解释”并无矛盾。因为函中所说“不应许其行使政治权”，是对犯人保外执行并仍在管制期中的情况说的。司法部的解释所说“褫夺公权与否，应决定于判决”及“假释后有些公权问题，此事决定于法院判决”，则是对假释而言的，故所讲不是一个问题。
另查本年4月3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选民资格问题的解答第十八，称：“保外执行系具保保出，并受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监督与强迫其劳动，在监外执行刑期内罪犯，……因此，业经宣布剥夺政治权利者，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其他未经宣布剥夺政治权利者，因其仍在执行监禁的刑期期间，故均应停止其选举权利的行使，……”。依此解答，保外执行的刑事犯，如未经原判宣布剥夺政治权利，则不是没有政治权利，而是停止其某些权利的行使。我们今后解释，自应以此为准。
二、所问“判处徒刑，缓期执行与判处徒刑几年或几月缓期几年及监外执行有何区别”的问题：按“缓刑”一般的适用于对社会危害性不大，处刑较轻并因其他具体情况，以暂不执行为宜的被告，即于判决处刑同时宣布缓刑若干时期；受这种缓刑宣布的被告，已经不受关押，如果在缓刑期内表现还好，就可以根本不执行；“缓期执行”原系适用于反革命犯，就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因为要与一般刑事犯的轻罪缓刑相区别，所以就简单称这种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办法为“缓期执行”。惩治贪污条例第五条也有“缓刑”的规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对于这一规定的说明是：“对于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均得酌情予以缓刑。……死刑缓刑和无期徒刑均须实行监禁，在监禁和强制劳动中加以考察，并根据其缓刑期间的表现，决定执行原判或于缓刑期满时予以减刑改判。有期徒刑的缓刑，可以酌情在缓刑期内不予监禁，而在管制中加以考察。”所以“缓期执行强迫劳动”的办法与适用于一般刑事犯“判处徒刑几年或几月缓刑几年”之“缓刑”办法，有所区别。对于一般刑事犯的缓刑，不须关押，而对于死刑和惩治贪污条例所定的无期徒刑的缓期执行则仍须实行监禁并在强迫劳动中观其后效；对于惩治贪污条例所定有期徒刑的缓期执行，可酌情不予监禁，而在管制中加以考察。至于“监外执行”，就是在监狱以外的场所执行。如在监狱以外集中监管的“劳动改造队”及“保外执行”等，其与在监内执行的区别，主要是执行场所的不同。它与“缓刑”或“缓期执行”都有区别。

附：喻绍荣同志来信
最高人民法院：
兹有两个问题在我思想上不明确，敬请解答：
一、关于判处缓刑是否必须剥夺政治权利的问题，据1950年中央司法部复察哈省人民法院关于假释缓刑褫夺公权等问题的解释“褫夺公权与否，应决定于判决，一般褫夺公权应从刑满开始，但假释能提前释放……即应恢复公权，如果对假释犯人认为有特别褫夺公权之必要时，自可经由审判机关宣布，虽假释亦予褫夺公权。”又复河北省人民法院中“假释后有无公权问题，此事决定于法院判决，如原判决未剥夺公权者，在假释出狱后，即有公权”。在你院1951年11月27日法督字第11070号关于保外执行中的徒刑犯应禁止行使政治权利及关于汉奸财产或公产效力问题的解答中：“判处徒刑交付有关机关团体或交妥当铺保或人保实施管制的犯人……在执行徒刑的管制期中，无论是否剥夺政治权利，应一律禁止行使政治权。”我的体会，与中央司法部的解答有些矛盾，于1952年9月曾函问西南高分院，关于受缓刑或训诫处分的公务人员，行政上是否必须撤职ⅶ1952年11月西南高分院以院编字第400号函复“公务人员犯罪受缓刑宣告的一般的应撤原职，惟可留在原机关中带罪工作……”据你院解答，如果“无论是否剥夺政治权利，应一律禁止行使政治权”，即担任国家职务之权，担任公共团体职务之权均被剥夺，就不能留在机关带罪工作ⅶ请示。
二、判处徒刑缓期执行与判处徒刑几年（或几月）缓刑几年及监外执行有何区别ⅶ
致敬礼！
达州分院 喻绍荣
4月10日


　　赵秉志,北师大刑科院暨法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



　　“慎用死刑”是契合社会发展进程和法治发展状况的必然选择。考虑到现实国情民意,慎用死刑政策的贯彻重点应在于立法上不合理配置死刑、现阶段又无法即行废止死刑的非暴力犯罪,需要在严格掌握死刑的适用标准、遵循死刑的正当程序的基础上,合理衡量案件的各种罪前、罪中和罪后情节,适当参酌案外因素,尤其是舆情民意,努力寻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废止了13种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这是我国继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后又一极具震撼性的死刑改革的重大举措。其实,在“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中,“少杀”已是我国当下理性的选择与普遍之共识,反映了民智的逐步开启和人权与法治的持续进步；但就“慎杀”来说,无论是其内涵还是贯彻的具体措施,从普通民众到专业人士均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慎杀”亦即慎用死刑的准确理解与把握,不仅事关“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乃至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贯彻,同时也直接关系到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方向,涉及到中国法治文明的进步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慎用死刑及其价值蕴含
　　作为死刑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慎杀”即慎用死刑是指死刑的配置与适用应当慎重而有节制。其价值蕴含主要体现在:
　　首先,是契合构建和谐社会之社会目标。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尤其要充分考量刑罚的功效,适时进行刑罚改革,使刑罚种类和刑罚制度的配置、适用与执行更加人道化、理性化；应考察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刑法进行必要的调整,从而更好地发挥刑法的社会调整功能。其焦点无疑在于“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的切实贯彻,并凸显为限制、减少与慎重适用死刑。
　　其次,为死刑的立法改革与司法改进提供政策支持。政策是法律的“灵魂”。而“少杀、慎杀”即是我国现阶段鲜明坚持的死刑政策,它为限制与减少死刑的适用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再次,倡导尊重生命、保障人权并防止错判、误判。在现阶段仍保留死刑的前提下,慎重适用死刑无疑合乎尊重生命、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况且,死刑本身就具有错判、误判等不可逆转之弊端。在我国,死刑案件错判、误判的现象亦非个别。近年来相继见诸报端的藤兴善案、聂树彬案、李华伟案、杜培武案等,都充分印证了慎重适用死刑的必要性。
　　其四,适应当下的国情民意。传统的重刑主义思想在当今中国仍有很大的市场,法律实务部门对死刑的迷信与依赖心理依然甚为严重,死刑甚至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维系公平、伸张正义必不可少的社会心理寄托。立足于这一国情民意,为了确保死刑改革进程的顺利进行,并最终达到预期效果,必须考察、分析、预测可行的条件和环境。
　　其五,顺应限制与废止死刑之国际趋势。截至2009年6月30日,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了死刑。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死刑的存与废就是一个国家刑法文明和人道与否的标志,但在现阶段还需要保留死刑的国家,严格控制、合理减少并慎重适用死刑,无疑已是刑罚向人道化方向发展的共识与大势。
　　笔者认为,由刑事实体法即刑法角度而言,慎用死刑政策的切实贯彻有赖于严格掌握死刑适用标准,合理衡量死刑案件的情节,并适当参酌案外因素,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严格掌握死刑适用标准
　　尽管我国现行死刑立法与司法近年来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毋庸讳言,慎用死刑政策并未得到切实的遵循,其在立法配置与司法适用两方面仍有较大的完善和改进空间,在死刑适用标准这一重大问题的把握上亦是如此。
　　首先是在刑法立法中死刑适用标准存在着缺陷,并需完善。我国现行刑法典总则确立的死刑适用标准——“罪行极其严重”——实际上与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最严重罪行”相比——尚有差距；另外死刑罪名过于庞杂,经济犯罪等非暴力犯罪仍有31种在立法上配置死刑；死刑适用条件规定过于原则；以及仍有绝对死刑之法定刑设置。
　　为了弥合刑法典的结构性缺陷,强化其内在的协调性,同时与国际公约所确立的刑事准则相协调,有必要采取立法改革措施,完善死刑规范。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在条件成熟时,应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将死刑适用的总体标准修正为“最严重的罪行”；进一步削减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逐步将死刑只配置于那些侵犯公民、社会和国家重大法益的极其严重的犯罪；明确规定适用死刑缓期执行的标准,并完善死刑缓期执行改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
　　其次是在刑事司法中死刑适用也存在不足,并需改进。死刑适用问题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存在过于保守或者激进的极端司法观念；第二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某些具体犯罪无司法解释,且表述过于原则和模糊；第三对死刑案件的非法干扰因素仍相当严重；第四死刑判决与执行的绝对数量大,且具体数字仍属于国家机密,这实际上也是我国人权状况饱受国际社会诘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死刑适用不足的改进,可采取以下措施。其一,在死刑改革态度上既不能抱残守缺而过于保守,也不能过于激进,而应理性、稳健、合乎时宜地逐步推进,从而在避免社会震荡的同时使死刑改革获得更多的公众认同。其二,对非暴力犯罪应尽量不适用死刑或者以刑法司法解释的方式宣布停止适用死刑。其三,对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要在充分考虑国情民意的基础上,重视和扩大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适用,以死刑缓期执行来逐步替代死刑立即执行的大部分适用。其四,对具体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尽可能地制定出较为统一、操作性强的具体犯罪(尤其是死刑适用比较集中的罪名)的死刑适用标准。其五,从法律和制度上切实保障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法官依法独立办案,维护死刑案件的二审、复核乃至核准程序的独立性,保障被告人依法所享有的复审权,切实遵循司法职能分工的原则。其六,随着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进展和死刑数量的不断下降,应努力改变观念并创造条件,尽早定期公开死刑判决和执行的数字,让国际社会和我国公众了解中国死刑判决和执行的状况,加强对死刑的司法监督。

　　正确衡量死刑案犯罪情节
　　死刑案件中的各种罪前、罪中和罪后情节,是决定应否适用死刑以及选择何种死刑执行方式的根据所在。只有将死刑适用与否的裁决根植于对具体案件的所有罪前、罪中与罪后情节进行整体的合理衡量的基础上,才能彰显慎用死刑政策所强调的合理性、节制性、慎重性与不得已性。而且,笔者认为,罪中情节尤其是犯罪行为及其危害后果应是整体考量的决定性因素；而罪前、罪后情节只能起辅助作用,不能本末倒置地颠覆罪中情节的应有影响。这一论点同样适用于死刑裁量。
　　首先,以罪中情节为决定死刑适用与否的首要依据。在各种罪中情节中,作为犯罪构成事实的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在刑罚裁量包括死刑适用中无疑应居于核心地位,当然犯罪故意也是犯罪构成事实的重要内容,其对于死刑适用与否的影响力同样不可忽略；至于犯罪手段、犯罪动机、犯罪的时间和地点等相关事实,尽管通常被认为是犯罪构成事实以外的情节,但在死刑适用时亦必须正视。就犯罪行为而言,行为方式如何、行为或侵害次数多少,会对死刑适用产生一定的影响。就犯罪手段来说,手段是否特别残忍是决定适用死刑与否需要考虑的因素。就犯罪对象而言,有些犯罪因侵害的对象不同,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有一定差异。而就危害后果而言,其性质及程度的不同是决定适用死刑与否必须考虑的因素。另外,就犯罪故意而言,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是预谋犯罪还是激情犯罪,都会直接反映出行为人犯意的坚决程度和主观恶性的大小,进而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轻重,故而也是决定适用死刑与否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　
　　其次,以罪前、罪后情节作为决定死刑适用与否的必要补充。罪前、罪后情节虽非发生于犯罪实施过程之中,但却能为我们判断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及其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今后改造的难易程度补充必要的考量素材,所以对于正确裁量死刑也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罪前情节作为犯罪实施前的事实状况,主要包括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犯罪动机、犯罪的原因(被害人过错、民间矛盾激化等)、犯罪人的基本情况等。而罪后情节作为犯罪完成后的事实状况,既包括行为人自首、坦白、立功等法定情节,也包括行为人赔偿、积极退赃、挽回损失、畏罪潜逃以及被害方谅解等酌定情节。
　　另外,还要适当参酌舆情民意。在具体贯彻慎用死刑政策时,需要适当参酌一些案件因素,诸如社会舆论、媒体、网络和民众的关注程度以及相关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意见等。对这些案外因素的适当参酌,并非就是对法律尊严的亵渎和对司法独立的弃守,而是在考虑到现实国情民意与法治发展状况的前提下,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适当之举,亦符合完善法律监督机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