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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法 治 税 及 其 观 念 基 础
——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李 刚


摘 要：本文在对依法治税理论进行简要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笔者对依法治税概念的界定和对其内涵的理解，并进一步指出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在于“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税收法律意识应在现代法治观念总的指导下，以国家分配论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的有机结合为理论基础，从确立和开始培养“征税意识”以及重新培养“纳税意识”并明确二者的结构关系和逻辑关系等方面就加以重构。
关键词：依法治税 税收法律意识 重构 征税意识

一、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一）第一阶段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和经济法研究所主办的“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1]，可谓是掀起了学习和贯彻“ 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的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但其中亦不乏有益的尝试和真知灼见。有学者就指出“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2]；有学者还指出：“‘以法治税’……也就是说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法治原则”[3]。这是对依法治税和依法治国或法治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又有学者将“以法治税”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或是将“税收法治（或制）”作为基本原则，并以“有法可依等十六字方针”对其进行了诠释[5]。还有的学者富有卓见地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税务人员应当“将目前严重存在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转化为义务意识，自我中心意识转化为人民公仆和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意识。”[6]该学者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一间接地体现了以权利义务观念来纠正税务人员意识观念偏差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二）第二阶段
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特别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发布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对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有学者对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予以了界定：“所谓依法治税，就是在税权集中、税法统一的前提下，单位和公民要依法纳税，政府（税务机关）要依法征税，社会各方面要协同配合和监督依法纳税和征税，从而使我国的税收工作、税收秩序沿着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前进”[7]，“依法治税其全部含义就是税收法制建设”[8]。需要指出的是，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的意义一样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依法治税理论探讨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中兴起的。有学者对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依法治国是依法治税的前提和条件，……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参与，投入和结果”；并提出有关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把依法治税推向深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9]。又有的学者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的依法治税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拓展税收的作为空间，消除税收‘缺位’；抓好税制的完善，减少税收流失”[10]。上述研究是税法基本理论与依法治国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要求的体现。还有的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层面对税收法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和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11]”。[12]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对“依法治税”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学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加以弥补。当然，这些学者并非否认依法治税；只是在他们看来，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根源、受传统“法治”观念影响的此“依法治税”不同于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思想基础且在现代法治观念指导下的彼依法治税[13]。这一深入的理论研究，触及了依法治税理论的思想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为依法治税理论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
二、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笔者认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
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的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4]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法制”非“法治”一样，“税收法制”也不同于“税收法治”。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提出“税收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向人民（包括企业）征税，一方面是人民向国家纳税。要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这两方面，就是国家要依法征税，人民要依法纳税。只强调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学家、税法学家研究税法时就特别注重政府依法征税一方面，至少是同时注重两方面。”[15]所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人民依法纳税”是有偏误的，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当然不管是手段和目的，或是过程和状态，本身都是在不断的变化运动中的，都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都表明了法治理念在部门法中的深入贯彻和体现。
三、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一）法治的观念基础在依法治税中的体现
“支撑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则与价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历史和现实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的现代化。科学全面的法律观念是法治化的基石”。[16]尽管我们在形式上已经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历史上“人治”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以及建国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度猖獗和“法律工具主义”的长期盛行，使得“法治”从口号到行动之历程举步维艰；且尚有以“法治”之名而仍行“人治”之事者在，“人以法治”或“法依人治”等等不一而足。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到：“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这终究是不行的。”[17]所以法治之行动与观念之转变必须同时发动，同步进行，以观念导行动，以行动促观念，二者互促互动互补式发展，方有中国法治之真正实现。
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或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法治观念既进入部门法的税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1997年4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18]；将其引入法学领域，即为“税收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从发生上看，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条件。在法的创制和法的实施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脱离法律意识的作用。”[19]税收法律意识无疑当属法律意识的一种，其对依法治税之意义已是不言而喻的了。笔者以为，现今欲行依法治税，必须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观念基础；否则，依法治税仍然只会是“空中楼阁”。
（二）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之理论基础——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契约思想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20]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则认为，税法的本质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国家意志；税收作为分配范畴与国家密不可分，国家税收是凭借国家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
再以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来看，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纳税和征税二者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笔者注），他们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21]然而到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时为止，税法只是保证了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义务，即人民缴纳了税款，而另一方当事人义务之履行，即国家将其财政收入用以维持政府运转从而执行其各项职能，则有赖于人民的代表——立法机关制定其他财政法以及相关法律来加以保证。我们必须将“税款”或称“利益”从人民的手中转让给国家成为其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和国家运用其财政收入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用之于民”这两个渠道结合起来，才能看出权利和义务在其间的双向流动。否则，税法就只能是国家为保证自己取得财政收入的法律手段，只是利益从纳税人到国家的单向流动，也就没有“权利义务对等”可言了。
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学说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国家征税和公民纳税是一种权利义务的相互交换；税收是国家保护公民利益时所应获得的代价。这种交换是自愿进行的，通过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22]。而且在这种交换活动中，从数量关系上看，相互交换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总是等值或等额的[23]。公共需要论与交换说则有所不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一种有效的财政税收应该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交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24]。“由其销售的不可行性和不可计量性所决定的”[25]公用事业或称公共物品，无法依靠“私人”生产或者依靠民间来满足需求，会引起需求与供给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因此，便只能由国家或政府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来承担公共事业的费用支出或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责任；而国家要承担这一责任，就必须寻找收益来源，即税收。
对以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家分配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并且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明税收的缘由；对纳税人而言，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社会契约论者则从“人民的同意”和“国家的需要”两个方面、且以前者为主来阐明税收的本质，体现了人民和国家间权利义务对等的理性思想。在国家分配论思想支配下，纳税人认为纳税仅仅是其未以权利获得为代价回报的、被强加的义务，并不如孟德斯鸠所说：“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26]
所以，笔者认为，应当以来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来修正国家分配论的偏误，弥补其缺陷，使之有机结合；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来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
（三）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总的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社会法律意识的水平。”[27]在税收法律意识和税收法治状况中，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在对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所以必须“增强纳税意识”；然而同时对征税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却不置一词。
笔者认为，以上有关纳税意识的观点就其反映的思想根源而言，依然是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体现，远非法治之要求。其一，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为何到了与其一脉相承的依法治税中，就变成了简单的“依法治民（从最广义和集合的角度解释纳税人——笔者注）”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28]。在传统的依法治税理论中，法治的主体与对象颠倒了，纳税人——人民成了对象，税吏仍然是主体。而实际上在实践中税吏的职业法律意识并不强，取而代之的是“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为过多的税吏“冗员”的薪俸支出以及“税吏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是违反其赋税之“经济原则”的原因之一[29]。其二，“纳税意识”的片面提法本身就包含有人治观念及“不对等”因素在内。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30]同理，税收法律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两个方面；不应该片面地只批评“纳税意识”而不对“征税意识”是否良好的问题作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
所以，笔者主张用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来重构税收法律意识。这里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是简单的、所谓的纳税主体要求征税主体退还其多纳税款或咨询等权利或征税主体负有的为纳税主体的纳税信息保密等义务，而是指纳税主体通过转让自己的部分利益而从国家处应获得的相应的交换利益；尽管这种交换利益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人们在因这种利益转让而使国家以其财政收入执行各项职能从而保障社会稳定、有序的过程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回报”，并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税收的交换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同样，以公共需要论观之，“政府的征税权是与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相对称的，老百姓的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的。”[31]
重构税收法律意识首先是要以“税收法律意识”来统领“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其次是要在二者的结构关系上将征税意识置于比纳税意识更为重要的地位，回复法治之本意在依法治税中的“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真正含义。再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之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之纳税意识。征税意识应当建立在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思想基础之上，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纳税意识之重新培养，不是“增强”原本偏误的所谓“纳税意识”，而是使纳税人确认自己作为依法治税的主体地位，认识到自己在征、纳税活动的背后所享有的更广泛、更重要的权利。否则，“不知权利只知义务，只能产生子民意识、臣民意识，……在只有臣民意识的‘公民’身上能产生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自觉纳税意识岂非咄咄怪事。”[32]最后是要明确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我们难以想象由纳税主体首先来完成这种观念意识的转变而征税主体依然维持原样；同样，只要征税主体树立起了正确的征税意识，并以此指导作用于实践，同时相应修正税法教育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比如不妨以“非直接偿还性”取代税收的“无偿性”特征的表述[33]，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而与征税意识协调一致。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注 释：
[1]参见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2]王革：《论依法治税 整治税收秩序》，《政法论坛》1991年第6期，第53页。
[3][15]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4]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修订版，第73页；1995年第三版，第74页；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9页。
[5]参见严振生：《税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1页。
[6]刘玫：《依法治税浅探》，《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36—39页。
　　　　　　　　　　　间接占有与占有改定下的所有权变动
　　　　　　　　　　　　　　　——兼评《中国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7条


　　【摘要】我国《物权法》第27条允许采用占有改定的方式，以替代动产物权变动的“交付”要件。但该条却认为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时间完全由占有媒介关系的生效时间所决定，不免混淆了占有改定的形成和约定占有媒介关系的生效。本文通过分析占有改定的形成，来区分占有事实上的意思变动与占有媒介关系的效力。并以动产所有权变动为例，强调出让人占有意思在此过程中的变动，由此得出间接占有的成立在占有改定中的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占有改定；占有意思；间接占有；占有媒介关系

　　根据物权公示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要求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动产物权变动，出让人必须交付标的物(《物权法》第23条），[1]即移转物的直接占有。[2]但若严格贯彻实际交付原则，并不符合当事人需要，甚至妨碍交易便利。[3]由此，通过占有改定的方式，承租人只要与出租人订立借用、租赁等合同，就可在避免无效率地移转直接占有的情况下，同时又使转让物的所有权发生变动。

　　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卖出租回或卖出借回等“混合交易”的情况下，占有改定有其适用空间。[4]该观点虽然认识无误，但若将占有改定仅限于“混合交易”，则不免认识略有狭隘。占有改定除了具备便利交易的功能之外，还能发挥所有权功能（使用功能与担保功能）分离的作用，其典型的应用方式为动产的让与担保。[5]另外，占有改定还可采取预先转让的方式（预先的占有改定），以便出让人转让尚未获得的动产。

　　在以上场景的占有改定中，何时发生动产所有权变动，对于当事人利益影响重大。因为该时刻直接决定了物权变动当事人及相关利益人对于转让物的权利状态，尤其是在强制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中，更是直接影响权利人能否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学理上称为“第三人异议之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第38条的取回权。所以，动产所有权变动的时刻在占有改定中具有重大意义。

　　根据《物权法》第27条，双方约定出让人继续占有动产，该约定的生效时刻为所有权变动的时间点。不过，该条对于约定内容仅表示为“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未免过于简略，使得以下诸多问题无法得到解答：①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究竟使受让人取得何种法律地位？②占有媒介关系对间接占有的成立与延续与有何影响？③作为占有媒介关系得约定生效时间时，如果出让人还未取得转让物，或者已经失去转让物，是否得以移转该物所有权？④占有改定是否必须明示约定，还是也能经由默示发生，或还存在其他发生可能？

　　对于以上问题，我国文献与著述论述不多。因此，本文拟整理目前国内已达成一致的理论，并总结实践中的一些案例，对于间接占有、占有媒介关系、占有改定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论述，以期取得??砖引玉的效果。

　　一、出让人、受让人的占有地位：间接占有的成立

　　(一）间接占有的立法缺位

　　我国《物权法》仅设五个条文(第241—245条)规范占有制度，其中并无关于间接占有的规定。其原因可能在于：曾有学者在《物权法》颁布之前主张，没有必要赋予所有人以间接占有人的地位。既然如此，也无必要区分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制度。[6]其依据的理由是，赋予所有人以间接占有人的地位仅仅在于物被第三人侵犯后，占有人不愿或不能主张占有的保护，或者不愿或不能接受被侵夺的占有物时，才可能具有意义。所有人可直接以所有人身份行使请求权。[7]不过，《物权法》既规定了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第34条），又规定了占有返还请求权（第245条）。当所有人也是间接占有人时，理应存在这两种请求权的竞合可能性。为何当间接占有人为所有人时，他却不能行使《物权法》第245条的占有返还请求权？这一论据纯以简化占有制度为目的，其适当性尚需加以检讨。缺乏对间接占有制度的相关规定还会导致对他主占有人相关保护制度的缺失。当间接占有人并非所有人时，如果占有物遭受他人侵夺或妨害，所有人此时又不便行使占有保护请求权，[8]此时若不承认间接占有，就剥夺了他主占有人主张占有保护请求权的可能性。

　　也有学者否定间接占有制度的立法必要性，却又同时认为“区分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对于全面理解占有的概念，强化对占有的保护，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9]此间矛盾之处，值得注意。况且，我国《物权法》允许动产物权变动采取占有改定、返还请求权让与（指示交付）的方式，无疑佐证了承认间接占有制度的必要性。[10]

　　从比较法上来看，对我国《物权法》具有重大影响的《德国民法典》第868条规定了间接占有。因此，当第930条的占有改定替代交付要件，受让人根据所有人和受让人约定的法律关系获得间接占有时，间接占有的适用就可以直接援引《德国民法典》第868条。而间接占有在我国立法处于缺位状态，只有结合民法学说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才能予以合理解释。由此，本文将以《物权法》第27条为基础，对占有改定及间接占有的构成要件予以逐一分析。

　　(二）“出让人继续占有”与受让人间接占有

　　《物权法》的各个草案几乎都规定了“出让人应当将该动产交付给受让人，但双方约定……”的语句。虽然“出让人应当将该动产交付给受让人”的前半段在《物权法》的正式文本中被删除，但《物权法》第27条“出让人继续占有动产”的表述与之前的各个草案相比，并无多少实质差别。[11]

　　《物权法》第27条只提到“出让人继续占有动产”，却没有直接规定“受让人取得转让物的间接占有”(《德国民法典》第930条），这一表述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61条第2款前半段“让与动产物权者，而让与人继续占有动产者”颇为类似。不过，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61条第2款后半段还规定，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可以订立契约，使受让人获得间接占有。由此受让人取得转让物的间接占有，方能发生占有改定。尽管在论述占有改定的构成要件时，我国学者也指出受让人必须间接占有标的物，以替代实际交付(《物权法》第23条）。[12]但遗憾的是，《物权法》第27条并未规定如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61条第2款后半段的内容，也就是说，“受让人获得间接占有”在该条中被遗漏。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出让人继续占有动产”是否等同于“受让人获得间接占有”？

　　笔者以为，“出让人继续占有动产”的表述并不等同于出让人获得间接占有。因为“出让人继续占有动产”并未直接体现出让人的占有意思变动，或者受让人取得间接占有的内容。而在所有权变动的时刻，恰恰是出让人的占有意思发生了变更。具体而言，占有改定前，出让人的占有意思为自主占有，即以所有人的意思占有该物；当该物所有权以占有改定的方式移转于受让人时，出让人的占有意思转变为他主占有，即不再以所有人的意思占有该物。此时，出让人他主占有的意思体现为占有媒介意思：行使物的事实管领力，并承认受让人的返还请求权，由此使得受让人获得间接占有。[13]不过，即使出让人继续占有转让物，他的占有意思也未必是为受让人而占有。如果他的占有意思没有发生变动，那么他就延续了自主占有；他也可能为受让人之外的第三人占有该物，此时他虽然是他主占有，但间接占有人并非受让人。所以，《物权法》第27条的文字表达得并不完整，“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至少应当补充为“由出让人为受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受让人由此获得间接占有”。

　　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受让人获得间接占有在立法中被忽视，我们只能对《物权法》第27条的法律条文“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变动”予以考察，希望明确受让人是否居于间接占有人的地位。通过《物权法》法律条文的表述不难看出：转让物的所有权在双方当事人约定生效时，就移转于受让人。如此一来，继续占有动产的出让人由于移转所有权于受让人，就不再以自主占有的意思，而是以非所有人的意思，即以他主占有的意思对该物行使管领力。同时，根据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关系，出让人又承认了受让人的返还请求权，出让人的他主占有意思表现的是：为了受让人占有该物的占有媒介意思。同时，受让人也藉由出让人承认他对转让物所享有的返还请求权，从而间接地支配该物，获得转让物的间接占有。由此可知，尽管《物权法》第27条只提到出让人继续占有动产，但结合该条所反映的动产物权变动，仍可得出出让人占有意思变动的结论。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占有改定的动产所有权变动中，不仅需要出让人继续占有转让物的事实，而且要具备出让人的占有媒介意思，由此受让人才能取得间接占有。如果间接占有在《物权法》中未被明文规定，又没有在占有改定中被提及，那么只有结合《物权法》第27条法律效果的解释，才能得出受让人在所有权变动后取得间接占有的结论。

　　二、占有媒介关系与间接占有

　　(一）间接占有的成立

　　我国学者通常将间接占有定义为本人并不享有对物的事实管领力，只是基于一定的法律关系，对于直接占有该物之人享有返还请求权，因而对于该物有间接的支配力。[14]由此定义，可以得出间接占有的构成一般需要具备占有媒介关系、他主占有的意思，间接占有人对直接占有人的返还请求权三项要件。[15]其中，出让人的他主占有意思，在“出让人继续占有”的分析中已被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占有改定中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关系，藉此使得出让人保持直接占有，受让人取得间接占有，在学理上被称为占有媒介关系。[16]它的内容表现为，占有媒介人通常只是暂时占有转让物；在将来的某个时刻，间接占有人可以行使返还请求权，重新获得该物的直接占有。占有媒介关系不同于引起所有权变动的原因关系，例如买卖、赠与、互易合同，它包括租赁、借用、保管、行纪等合同关系，还涵盖质押等物权法上的法律关系。[17]举凡合同一方负有义务暂时地占有转让物，并在将来的某个时刻须向间接占有人返还该物，都可成立占有媒介关系。所以，占有媒介关系并不限于上述有名合同。

　　为使受让人获得间接占有，出让人必须承认受让人的返还请求权，由此今后返还该物，而非永久占有。因此，受让人享有返还请求权是间接占有不可或缺的要件之一。[18]不过，间接占有毕竟是事实关系，而非发生返还请求权的债务关系。即使发生返还请求权的租赁、保管等占有媒介关系无效，受让人仍然可以基于无效之后的清算关系，如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不得当利请求权要求出让人返还转让物。[19]由此，占有媒介关系的效力并非间接占有成立的前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