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关于发送《中国银行长城人民币信用卡风险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关于发送《中国银行长城人民币信用卡风险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国银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分行，沈阳市、长春市、哈尔滨
市、南京市、武汉市、广州市、成都市、西安市、杭州市、济南、浦东分行：
为贯彻落实全国分行长会议精神，加强信用卡业务风险管理，现将《中国银行长城人民币信用卡风险管理暂行办法》发送各行，请于文到之日起执行。在执行中如遇有关问题，请及时向总行反映(联系人：姚华，电话：(010)65101934)。
特此通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做好信用卡风险管理工作，促进和保障信用卡业务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国银行信用卡业务有关规定，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章 发卡
第二条 发卡银行经办员接到客户的发卡申请表后，应按中国银行规定的发卡条件认真核对申请人与担保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或工作单位证明等相关资料。申请单位卡时应核对公司的有效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申请表上应加盖单位行政公章并由法人代表签字。如单位卡凭副本办理申
领手续的，如有必要，可视情况要求对副本应进行公证。上述申请表及证明文件均应留存影印件。
有条件的分行其电脑可与当地公安机关联网，以核实申领人身份证的真伪。各行不得凭临时身份证发给信用卡。
第三条 发卡行通过电话或直接上门等方式核实申请人所填内容与事实是否相符，初步核定申请人的经济、信誉情况。初审后，经办人员应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交复审人员审核。
第四条 在初审的基础上，发卡行业务主管应进行审批，明确是否同意发卡，并签署姓名。初审、复审和审批应由专人负责。
第五条 对已获批准的申请表给予开户，应填写制卡表，凭制卡表制卡。打卡和密码信制作不能由一人承担，预发卡和密码信封必须分专人保管和发放。
第六条 申请人凭身份证明由本人亲自到发卡行办理领卡手续，经办人员应对其身份证件等进行最后核对。持卡人应当着发卡行经办人员的面，在信用卡背面签名栏内签署姓名。若由他人代领卡，代领人应提供申请人及申请人签署的委托授权书和其本人的身份证件，代领人应是本行长
城卡持卡人(单位卡代领人须凭单位证明)。发卡行应制定相应的表格，供代领人填写和签名。
第七条 因期满而换发新卡的，信控人员应对该持卡人的资信进行重新审核，提出分析意见，依此再核发新卡。
第三章 商户
第八条 分行在选择特约商户时，应要求商户提供营业执照等证件，签订协议应与其营业执照有效期相一致。对有些高风险行业的商户，分行应进行实地考察。对规模小、管理机制不健全、经营不规范及有重大不良记录的商户，分行应不予接纳其为特约商户。
第九条 分行应及时对特约商户的收银、财会等人员进行培训，使其掌握信用卡业务有关操作规程，提高其识别假卡和冒用卡的能力，培养其风险防范意识。
第十条 分行应由专人负责，通过交易、授权、清算等渠道对商户的交易情况，随时进行统计、分析和监控。
第十一条 对特约商户在短期内出现严重异常情况，分行应及时分析、研究，制定控制办法；对那些管理不善、屡出问题的商户应中止其受理信用卡的资格。各行应对商户建立档案，对其业务情况进行登记。对已中止商户协议，不再向中国银行交单的商户，签约行应及时收回受卡机具
、单据，并要求商户不得将持卡人信息对外泄露。
第十二条 分行应安排市场人员每半年有选择地对一些特约商户进行检查，询求商户的意见，加强与商户的联系，解决商户在处理卡业务中所出现的问题，优化用卡环境，提高中国银行信用卡服务水平。
第四章 授权
第十三条 发卡行应配备专职授权人员，授权人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银行各项规章制度，业务技术熟练，会用普通话和英语处理授权业务，有独立处理一般业务的能力，工作责任心强，热爱本职工作。
第十四条 发卡行应实行24小时的授权值班制，保证授权渠道的畅通，及时处理突发事件。
第十五条 授权行在给出授权号前，必须弄清请求授权方及交易卡是否属于本行的授权范围。审核交易卡是否属于止付卡、过期卡、无效卡以及与持卡人档案资料是否一致。
第十六条 授权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授权限额，对不符合条件的严禁给予授权。除上级行代授权外，严禁给予手工授权号。
第十七条 严格执行经办人、主管、主管领导三级授权审批权限制度。经办人员只能在其职权范围内授权，超职权范围的应报经主管批准方可给予授权号，若超出主管职权范围的应报主管领导批准。
第十八条 对非本行卡交易超出10万元的，应通过授权专用电传或传真等方式向发卡行取得授权。
第十九条 对金额在1万元以上的交易，禁止使用电话申要或给予授权号，特殊情况需报请上级行申要或给予授权号。
第二十条 如果代办行或商户(下同)的授权请求已被拒绝，过后发卡行又来电话给予授权的，代办行应让对方把电话挂好，反打电话给对方核实；如果发卡行已将授权给予代办行，代办行如需取消授权，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卡行。
第二十一条 信用卡消费交易下的透支授权应严格按照总行的有关规定办理。对重要持卡人，各行应根据其资信情况，可适当提高信用额度。
第二十二条 各行要严格执行总行NAS系统对长城人民币卡限额内取现和直接消费代授权所规定的每卡每天的笔数。其直接消费和取现的限额按总行有关规定执行。由于收单行代授权超过总行规定的次数和金额限制而发生的风险损失由收单行承担。
第二十三条 授权人员应按照操作规程对每笔授权业务及当班情况进行详细登记和记录，信用卡部门负责人员应每天查看记录，签章确认并及时处理有关情况。授权应建立交接班制度，规定交接班内容，交接班人员应签字确认。
第五章 信用控制
第二十四条 发卡行必须指定专人担任专职信控员，信控员应每天查看透支清单，监督各长城卡账户的交易，分析用卡规律，尤其对透支户要进行风险分析，提出防范措施，拟定计划，实施追索。定期向信用卡风险管理小组报告业务中存在或发生的风险问题。
第二十五条 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普通卡5000元，金卡1万元)或规定期限(2个月)，并经发卡银行催收无效的透支行为。恶意透支是信用卡业务最主要的风险之一，各行对此必须严加控制。各行应将6个月(含6个月)以上的恶意透支控制在透支总额的15
%之内。
第二十六条 对透支超过5000元(普通卡)或1万元(金卡)且30天以上者，信控员应建立专项透支档案，档案内容包括透支原因、透支金额、透支时间、催收情况、处理意见等。
第二十七条 对已透支账户，经再次透支通知仍不能按通知期限补足款项的，要采取措施止付该卡，并继续追收欠款。员工卡的使用和操作应视同为一般信用卡办理，如员工卡发生透支，信控部门也应加紧催收。
第二十八条 对短时间内大量提现和滥用签单引起透支剧增，应立即止付，并查明情况，抓紧追收欠款。
第二十九条 对退回月结单和通知书的账户，虽然透支额不大或未透支，要及时联系持卡人本人和保证人，如属失去联系的账户，必须立即止付。
第三十条 对于已被止付卡号而尚未还款的持卡人，要通过各种途径与持卡人和担保人联系，向其提出还款期限及逾期应负的责任，追收措施要做好详细记录；如仍无法追回，可通过法律途径促使持卡人或保证人还款。
第三十一条 保证人(单位)如要提前退出担保地位，应向发卡行提出书面申请并通知被担保人(单位)。自递交退出担保地位书面申请之日起45天内所担保卡发生的一切交易，原保证人(单位)仍需承担有关保证责任。保证人(单位)书面申请退出担保地位后被保证人(单位)应在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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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在收到总行或省行“止付名单”后，要核对本行上报的名单是否已列入该期止付名单内，如发现错印或漏印，应立即与总行或省行联系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第三十三条 发卡行发生恶性案件或突发案件时，应及时向上级行详细报告案情。当接到总行或省行紧急止付通知时，应立即在银行的取现点、授权中心和重点特约商户做好布控工作。同时，发卡行应及时与公、检、法部门联系，互通情况，密切配合，严厉打击犯罪分子。
第三十四条 对冒用、伪造、欺诈、内外勾结和内部作案等信用卡有关案件要及时报告上级行，案情严重者，要向总行报告。同时要尽快查清案情，追收欠款，如必要应配合公、检、法机关进行法律诉讼。对上述案件应建立、健全整套档案材料。
第三十五条 对挂账两年以上的恶意透支，分行若通过有关司法途径追回的，总行同意给予适当奖励，奖金来源由分行自行解决。严禁对此弄虚作假，一经查出，总行将严肃处理。
第六章 账务
第三十六条 信用卡业务的账务处理必须通过电脑进行，确保信用卡业务电脑账与银行会计账相一致。此业务应由专人负责检查，定期进行核对。
第三十七条 代办行办理存款、取款、转账业务时应在次日划付发卡行，消费交易应在收到单据后及时输入电脑，及时复核，并妥善装订保管。
第三十八条 信用卡业务批处理后，如因错误需修改，应报领导批准，并由两人同时进行并严格复核。
第三十九条 代办行应要求商户将各种交易单据自结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必须送达负责清算的代办行。
第四十条 1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异地存款，代办行应于1个工作日内用电划方式向发卡行清算。
第四十一条 发卡行对于发出的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授权，如在15天内尚未收到清算单据，应向代办行继续查询，代办行须及时查复。
第四十二条 在办理信用卡业务时，发卡行收到代办行划来报单及附件后，应认真核对报单金额与所附存款单金额是否相符，存款单上的卡号是否为本行卡。经复核无误后，发卡行应缮制有关传票贷记持卡人账户。
第四十三条 在办理取现业务时，经办人员应认真审查以下内容：
1.辨别信用卡的真伪，检查信用卡的有效性，如发现可疑之处应立即与发卡行联系。
2.核对注销卡名单及紧急止付令。如在注销卡名单和紧急止付令之内，应立即扣卡，并通知发卡行。
3.检查身份证。信用卡与持卡人身份证件是否相符，如不符应立即与发卡行联系，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4.彩照卡可免验身份证，但须校对取现人与卡上照片是否一致。
第四十四条 发卡行应由专人对每天的账务进行监控，对日交易量起伏波动较大的，笔数异常增多的，应及时分析，必要时应报有关领导。
第七章 自动柜员机
第四十五条 发卡行应对ATM业务实行专人操作，并保持人员的相对稳定。
第四十六条 凡已安装、使用的自动柜员机必须由其管辖行统一编制“ATM机号”。
第四十七条 柜员机的钥匙和密码实行分管制度，密码应不定期更换，如掌管密码的操作员工作变动，密码必须随之改变。柜员机钥匙实行“双套制”。一套作日常工作用，一套作备用。备用钥匙经主管点验后由管钥匙操作员用封套封存，交与ATM无关人员放入专用保险柜或尾箱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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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条 每个工作日必须进行双人清机，做到当天钱、账一致，并详细记录清机情况。
第四十九条 柜员机存款信封必须保留三个月以上，日志纸视同传票保存。
第五十条 柜员机存款清点应实行双人操作，一人点钞，一人监点，发现误差，及时报告主管，并以存款报告书的形式通知存款人。
第五十一条 所有柜员机止付名单，必须当天输入柜员机系统内。
第五十二条 被柜员机没收的卡，应每天在清机时取出，设立登记簿，注明卡号、没收时间、原因等，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处理。
第八章 综合管理
第五十三条 信用卡业务环节多，相互制约强，发卡行应成立专门的信用卡部门，配备相应人员。有关人员必须经培训合格后才能上岗；信用卡部门应配备专用电话、电传、电脑、传真机和打卡机等基本设备。
第五十四条 建立信用卡风险防范管理体系。各发卡行信用卡部门要建立起由领导牵头，管理、信控、发卡、授权、清算等各职能部门参加的风险防范管理小组，定期分析、研究风险问题，采取有效的防范和解决措施，并形成经常化和制度化。要建立起防范风险的制约机制，加强内部
稽核。上级行对下级行信用卡业务的风险必须进行监控和指导。
第五十五条 信用卡电脑操作员必须统一编号。操作员密码不得外泄，并应定期修改，输入密码时，他人必须回避。操作范围应有明确的分工限制，不得越权使用。电脑程序的调整，信用卡业务人员应该在场。
第五十六条 电脑稽核文件、电脑工作日记，每天应有负责人查看，如有异常应及时处理。
第五十七条 操作员进入电脑系统，必须签到，使用完毕立即签退，每天工作完毕终端要关闭，电脑数据要备份。
第五十八条 信用卡各级人员应严格按照各自的职权范围办理业务，对违反规定的业务，柜员应该拒绝承办。
第五十九条 发卡行派人到上级行领取空白信用卡，一律须持加盖公章介绍信和本人工作证。领运空白卡应视同押运现金，必须坚持双人押运制度。信用卡须随身携带，不得按行李托运，押运途中不能绕弯、停留，运入行收到卡后，应及时入库、记账，寄出回单给运出行。
第六十条 空白卡应设立相应的会计科目账簿，定期核对库存，并建立查库登记簿。
第六十一条 空白卡如发生被窃或遗失，应立即报告行领导和向当地公安部门报案，并逐级上报，同时采取措施，降低风险，确保国家资金安全。
第六十二条 发卡行对打卡机必须进行严格管理，严禁一人既管机又管空白卡。打卡过程中产生的废卡，应凭废卡向保管员换取新的空白卡，并记录作废原因。
第六十三条 发卡行应固定制卡操作员和密码操作员，制卡人不能同时又是密码员，制卡后必须经过复核，并由专人发卡。
第六十四条 委托上级行制作密码信或信用卡时，必须按统一格式填写清单，编上批号后加押、盖章，受托行与委托行之间要完善寄送回执核销制度。
第六十五条 预发卡必须视同现金，预发卡与密码信必须分别由专人管理。发卡行应在表外科目0570科目下设立0570-1预发卡子科目，每天营业终了进行核对，确保账实相符。
第六十六条 长时间不领卡(三月)，应整理出卡号，电话通知持卡人领卡。一个月后仍未来领的，如属新开卡，则剪废卡及密信，作销户处理；若为换卡则视具体情况分别冻结、销户或直接剪废该卡。待销毁卡应入科目并整理出卡号，核对销毁清单后，由经办、复核双人定期销毁，并
由主管监销。
第九章 附录
第六十七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所有有关长城人民币信用卡业务风险管理的规定如与本办法相悖，以本办法为准。
第六十八条 本办法由中国银行信用卡部制定、修改和解释。
1998年3月2日
法律思维和道德思维之实证分析与思考——以胡斌交通肇事案为观察视角
张闪闪
2009年度一时沸沸扬扬的胡斌交通肇事案，随着一审法槌落定之声的远去和时间的推移，似乎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脑海，不再是街头巷尾的热议和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过，此案某些东西却潜伏到了每一个人心中，刻录到每一条神经里。作为一个职业法律人，此案留给了我们诸多法律上的思考，值得从法理上进行分析和探讨，本文试图从法律思维和道德思维的角度，对案件作一次分析和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2009年5月7日晚，被告人胡斌驾驶经非法改装的三菱轿车，与同伴驾驶的车辆严重超速行驶并时有互相追赶的情形。当晚20时08分，被告人胡斌驾驶车辆至文二西路德加公寓西区大门口人行横道时，未注意观察路面行人动态，致使车头右前端撞上正在人行横道上由南向北行走的男青年谭卓。谭卓被撞弹起，落下时头部先撞上该轿车前挡风玻璃，再跌至地面。事发后，胡斌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谭卓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20时55分因颅脑损伤而死亡。事发路段标明限速为每小时50公里。经鉴定，胡斌当时的行车速度在每小时84.1至101.2公里之间，对事故负全部责任。
杭州西湖区人民检察院经认真、全面审查后认为，胡斌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严重超速行驶，造成了被害人谭卓死亡的重大事故，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向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①
检察机关以交通肇事罪名提起公诉后，遭到公众质疑，认为胡斌在繁华地段飙车致人死亡，已构成“危害公众人员的安全”，应该定危害公共安全罪。公众甚至因为检察机关将案件性质定为交通肇事而引发了对公权力和司法是否公正的质疑，产生了金钱收买法律，资本俘虏正义的疑问。
公众与检察机关为何对案件定性产生如此大的偏差？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从两者思维方式的角度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众都是基于道德思维，而法律人的思维则是从程序、证据的角度入手思考问题，是一种法律思维。
所谓法律思维，就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一个人选择用法律来思维，他就会把合法性作为第一位的考虑因素，把其他作为第二位的考虑因素。在运用法律思维中，必须遵循一些原则：第一条规则：合法性优先于客观性；第二条规则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第三条规则是形式合理性优先于实质合理性；普遍正义优先于个案正义；第四条规则是理由优先于结论；最后一条是法律思维的逻辑线索。② 道德思维，就是首先考虑道德上的善恶因素，将善恶作为评价的标准。
因为法律对职业法律人是有要求的，所以他们不能够像非专业人士那样考虑问题，他们的思维和大众的思维有所不同，他们的背后有一个支撑他的理论。③ 简言之，民众的思考是大众主义的思考，是主要建立在善恶道德基础上的评判；而职业的思考、法律人的思考则是以职业主义为原则，是主要建立在法律、事实和证据基础上的评判。
对于胡斌案，检察机关最终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讲，正是建立在法律思维上的，下面我们就用法律思维的三条规则来逐条讨论，从而对案件本身与法律思维和道德思维有更深入的了解。
第一条合法性优先于客观性。所谓的合法性，就是作出的结论必须与法律的内在逻辑一致，也就是说，结论通过法律的思维方式能够推导出来的。客观性就是作出的结论必须与外在的客观事实一致。最理想的当然是结论既合法又客观，只可惜，在胡斌这个案子里，检察机关作出的结论，即以交通肇事罪起诉与外在的客观事实：民众群情激愤要求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
检察机关是迎合民众，做人民满意的公诉人？还是坚守法律思维的底线，认定合法性是至高无上的上帝而虔诚地匍匐在合法性面前？答案是肯定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力求客观公正，在诉讼活动中，为了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检察官不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而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不偏不倚地全面收集证据，审查案件和进行诉讼。通过独立的法律思维来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为人民服务，但不是讨好民众，检察机关有权力作出不被民众所欢迎的结论，只要这个结论是建立在法律事实和程序正义之上的。合法性高于一切，这就是法律思维的特点。
检察机关以交通肇事罪起诉，庭审中被害人诉讼代理人、被告人辩护人对此均不持异议，而一些社会舆论认为胡斌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何胡斌的案子会被民众提高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他与酒后驾车、超载等行为有何异?南京一起酒后驾车就连撞了9人，这个危害也绝不亚于超速行驶。民众对检察院以交通肇事起诉为何如此群情激愤？从思维的角度讲，主要是民众运用的是道德思维。在这里，人首先被分为好人和坏人，评判者主要用情感去体味和拥抱对象。这种思维使得胡斌处于不利的境地，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胡斌作为富商后代，是个有钱人。而在传统中国老百姓眼里，商人都是奸诈的，所谓“无商不奸” ，“富二代”的胡斌难免被众人想像成“骄奢淫逸、惹是生非之徒”。通俗的讲就是不是好人。而肇事者与受害人家属达成的一百多万的民事赔偿费，更让民众产生质疑，认为是金钱战胜了法律，资本俘虏了正义。二是受害者刚巧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品学兼优，而不是什么贪官污吏奸商巨贾。这一种身份在朴素的民众心中自然而然成为令人同情的“好人”。当“坏人”杀死“好人”时，民众的关注度和同情度都会上升，对社会贫富悬殊的忧愤不禁渲泄。民众对刑事案件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和高度关注，应该说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中国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但是，正是我们要依法治国，要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能用道德思维去主宰一个人的法律命运，按法治的要求，雷锋和周扒皮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有有罪无罪之别。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故意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故意，是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检察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胡斌平时喜欢开快车，但其认为凭自己的驾驶技术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案发当晚，胡斌在超速驾车过程中未违反交通信号灯指令，遇红灯时能够停车，肇事时没有注意观察前方路面情况而撞上在人行横道上行走的谭卓，撞人后立即踩刹车并下车查看谭卓的伤势情况，随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以及122报警电话，并留在现场等候处理。
这一系列行为反映了胡斌主观上既不希望事故发生，也没有放任事故的发生，对谭卓的死亡，他内心是持否定和排斥态度，是一种过失的心态，因此，胡斌的行为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条规则：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这条规则对于民众来说有点违反常识，不容易接受，而这恰恰是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一条思维准则。胡斌撞死了人，理所当然“一命抵一命”，不判死刑也得是个10年以上有期或是无期的，只要是罪犯得到了严惩，结果顺应民心那就是好的，是公正的，而不去关注程序怎么运行，是否合法，这就是典型的道德思维，民众把法律问题当成道德问题思考了。社会正义首先是制度的正义，而制度的正义首先存在于法律制度的正义。民众的正义是一种丛林正义,梁山好汉式的正义，他不考虑也不受任何程序的限制，这与司法正义是格格不入的，最终只能是造成乱治，司法公正是一种不完美的公正，是一种有限的公正，即以程序正义为前提来追求实体正义。道德思维是一种生活思维，而法律思维是一种技术思维，它存在于一个不同于生活空间的法律空间里。这个空间的三个维度是法律程序、法律职业和法律品质。法律程序是使法律空间区别于生活空间的第一个维度，从诉的提起开始（具体权利要求的设定），经过争议之点在法律意义上的形成（要件事实的确立）、证明和辨论以及上诉等阶段到达判决的确定，具体案件的处理可以视为一个“法的空间”形成过程。程序正象一条人造的渠道，把奔腾的生活之流引导到自己的空间里。这种独特的思维使得完整的“法的空间”得以构成，促使理性和正义的形成。④
我不敢说在胡斌这个案子里，每一道程序完完全全是真相和正义，没有一点受金钱权力、道德舆论影响的痕迹，但是，至少，从程序上来说，从公安机关的侦查到检察机关的审查提起公诉，再到法院的判决，都是按照程序办事的，没有恣意和操纵的行为。“检察官应尽力求真实与正义，因为他知晓，显露他（片面打击被告）的狂热将减损他的效用和威信，他也知晓，只有公正合宜的刑罚才符合国家利益。⑤
最后一条规则：法律思维的逻辑线索，这是法律思维最重要的一条规则。即法律思维必须以权利义务分析做为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线索,换句话说,权利义务分析应该是一条贯串始终的红线，可以说，法律思维就是权利义务分析。法律问题就是权利义务问题，合法性思考就是通过权利义务的分析对各种行为、利益、请求，期待做出合法性评价。检察机关作为职业法律人，以理性和中立客观冷静地分析犯罪嫌疑人胡斌和原告之间的权利义务，明确他们两者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没有“好人”与“坏人”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凡是被告享有的权利，都予以明确告知和充分体现，诸如申请回避、委托辩护人等，对于被告和原告之间达成民事赔偿协议，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对于民众认为即使胡斌是交通肇事，其也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检察机关认真对照法律条文，根据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1、死亡两人或者重伤5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2、死亡6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3、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60万元以上的。因此，胡斌的行为不符合司法解释关于交通肇事罪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具体规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也不能认定胡斌交通肇事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充分保护了被告在法律上的权利，使其接受法律所要求其履行的合法合理义务。
综上可知，之所以在胡斌这个案子里，检察机关与民众在定罪量刑方面会存在反差，主要原因在于两者之间的思维方式不同，检察机关作为职业法律人，更多的是从法律思维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民众更多的是从道德思维的角度来认识问题的。对于民众在这些刑事案子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关注和热情，应该是值得称颂的，法治社会离不开全体民众的全面理解和积极参与。可以说，法治化这一“化”能否“化”好，市民的总体素质至关重要，但是片面单一的“道德思维”却与法治化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有必要引导市民普遍形成“法律思维”的习惯，引导人们把“合法性”作为思考问题的前提，作为判断一切有争议行为、主张和关系的必要标准，只有“法律思维”普遍形成，法治化才不会是“空中楼阁”。民众只有以“理性”作武器，才能使他们的质疑掷地有声，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希望我们的民众在面对类似的问题时，面对争议点时，能保持理性，不至于让道德情怀过于强烈而湮灭了理性的法律思维。
检察机关在处理案子时，要时刻谨守法律思维的逻辑，但除了法律思维外，也应该综合运用道德思维，检察官执法的依据理所应当是法理。但是，俗话说得好，法理不外乎人情，正义的法理本就应该是对情理的合理反映和体现，在对一些疑难问题往往用法律进行评判存在歧义而难以定夺时，情理则往往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的背后就是生活，生活必有人伦，生活脱离不开芸芸众生的常识常情常理。为司法正义代言人的检察官，一定不可让高墙遮挡睿智的目光，要忠诚的匍匐于合法性的法律思维中，也要深情注视围墙之外生活的沃野，到那里去寻找正义的支撑点。
本案仅是一个职业法律人从法律思维的角度作了一些分析论证，呼唤民众更为理性的思维，也呼唤我们的司法更为公正和权威。
作者单位：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电话号码05758311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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